浅析虞舜“惟刑之恤”的道德情怀.docVIP

浅析虞舜“惟刑之恤”的道德情怀 　　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以道德为重心，用符合道德的方式治理国家，伦理最大程度地突显政治的作用。虞舜在治理国家时，就是把道德情怀渗透到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尚书·舜典》中记载，虞舜曾发出“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的感叹，对于国家治理，虞舜倡导恤刑，用刑慎重不滥用，这说明在虞舜时中国古代的慎刑思想已萌芽，其精神实质就是将教化、国法和人情联系起来，重视人的生命价值、重视血缘亲情，体现出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这也影响了后来的慎罚思想。 ? 　　一、 立五刑：德法并举，明德慎罚 　　虞舜的惟刑之恤思想体现在立五刑，明德慎罚上。虞舜执政，“摄行天子之政”，设立十二州，在全国颁布法规、统一律刑、律令严明。《尚书·尧典》记载：舜“纳于百揆，百揆时叙”是最早记载用制度治理社会的，中国古代形成的一整套完备的制度和惩治机制，成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保证了政治秩序的运行。虞舜律令严明，有法可依。命皋陶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来约束部落首领和人们的行为，确定包括昏、墨、贼等罪名，这是中国最早的刑事立法活动。传说皋陶造律时，就是用刑罚惩治约束人们的行为的。《左传》记载：”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就是要重刑惩处罪犯。皋陶对违法人员严惩不贷，“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工以纳言，时而飏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皋陶谟》)舜帝为章显法纪，律令严明，处决“四凶族”：“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史记·五帝本纪》)舜执法惟明克允、公平公正。选用有德贤人皋陶执法，刑罚面前人人平等。舜帝选皋陶为法官，要求他执法公正，“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尧典》)舜命令皋陶行使刑罚，打击外来部落的侵扰，惩处抢夺财产的人。皋陶根据犯罪的轻重，用不同的刑罚来处罚。虞舜时代有刑罚，是有法可依的，“惟明克允”，就是只有明察案情，才能公正地处理案件，令人信服，才会赢得民众的信赖与拥护。 　　虞舜宽大慎刑。慎刑是明德的具体体现，就是要谨慎地执行刑罚，不只是为了惩罚，能宽恕的就宽恕。在虞舜时中国古代的慎刑思想已萌芽，当有刑罚时，虞舜就发出：“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的感慨。舜帝制定律法的原则，就是要对那些对社会危害不大的犯罪行为，都宽大处理和区别对待，“眚灾过，赦”;而造成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的罪犯，则严惩不贷，“怙终贼，刑”。“象以典刑，流有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他把刑罚用图案刻于器物上，向民众宣传，应受五刑的罪犯用流放来宽大，用鞭打作为官刑，用板打作为教学用刑，还可以用金赎罪。《尚书·大禹谟》也说：“罪疑惟轻，功疑为重”，这就既提倡谨慎用刑，又不拘泥于律令条文，重视生命，具有鲜明的人文精神。 　　虞舜的惟刑之恤的思想体现了明德慎罚、德主刑辅这种一以贯之的治国模式。“慎罚”的思想，主张用温和的方式、宽松的政策治理天下。西周周公第一个提出“明德慎罚”思想，他郑重告诫康叔“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周易》曰:“明罚救法”，对触犯王法者处以“展校灭趾”、“屡校灭耳”等轻重不同的刑罚。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的理论来解释道德与刑罚的关系，提出了“德主刑辅”的理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西汉之后，历代王朝都基本承袭了西周、西汉的慎刑思想。儒家德主刑辅又是在西周以德配天、敬天保民和明德慎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武帝将儒家理念引进法家的范畴，使中国古代的法制走向儒法结合的局面。“然而，从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上观察，儒家思想的不足是没有发展出具体而有效的权制”。中国儒家思想家的道德理念节制为政之人的行为，子产提出宽猛兼施的主张。这实现了个人道德伦理与政治系统的整合，这就是强调德教为主法治为辅，形成社会政治与道德文化内在的价值资源的相互配置和互补关系，政治与道德都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元素，共同构成社会生存的基础和政治和谐。 “道德与法律同时都是人类社会组成其国家形式，尤其是民族国家形式不可缺少的价值维度和政治文化资源。”这充分体现的国家政治治理中的政治合法性与道德正当性。德主刑辅，成为对法律之于德教功能缺失的必要补偿，只有明德慎罚才能国家治而四海平，这就为后世的礼、乐、刑、政的治国“四术”奠定了基础，这始终影响着中国封建时代的伦理政治。 　　二 、五教：引礼入法，以德化民 　　虞舜的惟刑之恤的思想体现在推五教，重教化，慎用刑上。就是要“德施乎四海”，目的是教育民众，以德教化民众，劝民为善，而不是单纯为了惩罚，慎刑的着眼点是教化。刑罚之教。据韩星先生考证：“刑始于兵??起源于远古的氏族战争。”刑就具有惩罚、威吓之意。《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