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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蒙元时代乐户倡优的社会生活 　　在古代中国社会，倡优是供达官贵人玩弄的工具和对象，又是可以被买来买去的商品，是剥削制度造成的一种病态、畸形的社会现象。有元一代，无论是官妓还是私妓，她们的社会地位，由于其身份和行业，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以出卖自己的肉体为职业，艰难谋生，她们是达官贵人、土豪富商之流消遣玩弄的对象和发泄情欲的工具。元朝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政权，元代下层妇女中的独特部分---倡优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性。以往学术界对有关倡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唐宋时期的倡优社会生活史进行探讨，综观蒙元史研究现状，涉及元朝倡优的成果较少，杨碧的《漫谈元代倡优与娼妓》( 《寻根》，2007 年第5 期) 是目前对于元代的倡优论述较为详尽的一篇文章，陈高华先生的《元代的妓女》( 《文史知识》，2008 年第4期) 对元代妓女的来源及社会生活进行了论述。还有一些文章则大部分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探讨元代倡优的感情生活。 　　本文以历史的视角对元朝倡优作简略的论述，试图通过对元代倡优这一特殊群体社会生活的研究，全面考察倡优群体的来源、人生经历及最后归宿，展现元朝的社会风貌。 　　一、蒙元乐户倡优的来源 　　元朝是在蒙古铁骑武力征服的背景下建立的南北混一的封建王朝，属于倡优之列的娼妓的来源与之前的唐宋王朝相比，除具有相同点外，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是来自战争中掳掠的女子。蒙元时代，对外征服战争频仍，特别是在前四汗时期以及元朝初年，蒙古军队掳掠了大量女子，除一些被将官们占有当作妻妾、奴婢等外，其余被卖为职业娼妓，以卖笑为生。由于战争中掠来女子被卖为妓数量较大，是当时妓女的主要来源，已造成明显的社会问题，因此，中统二年( 1261) 八月，深受汉族士人影响的忽必烈意识到女俘虏大量卖为娼妓造成社会的混乱，随即下令“禁以俘掠妇女为娼”。此后，妓女中的女战俘比重较以前明显下降了，而通过民间买卖女人为娼妓的现象渐增。 　　二是买良家女为娼。至元十三年( 1276)十月，元世祖下令禁止逼良为娼。若是极端贫困家庭出身的女子，或是父母皆亡无依无靠的孤女，她们生存受到威胁，极易沦落街头，被卖为娼。元朝和前朝一样，也是把奴婢和倡优划分为贱民，除这两者之外的人为良人。穷人家的女子一般情况下，如果嫁给同样穷苦的男性家庭者可为妻，也是唯一的妻，因为贫穷男子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过的就是一夫一妻的生活，能娶妻已属幸运，许多贫困之家因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而娶不起妻，只能孑然一身。由于传统门第观念的影响，穷人家的女子到富人家则只能是非妾即奴婢，甚至有的妾和奴婢有时还会被卖为妓。 　　二、蒙元倡优的社会生活 　　元朝统治者意识到“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刀尖上立不起一个王朝，故大批地笼络汉人儒士，在农业和手工业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促进其发展的措施，农业和城市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元朝娱乐业兴盛的物质基础。市民阶层的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具有与之相适应的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因此，元代的娱乐业就空前繁荣起来。 　　在元代，倡优队伍非常庞大。《马可波罗行纪》记述了13 世纪70 年代大都的状况，反映出大都的经济文化异常的繁荣。当时大都城卖笑从业者就多达二万余人。“尚应知者，凡卖笑妇女，不居城内，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国人甚众，所以此辈娼妓为数亦夥，计有二万有余，皆能以缠头自给，可以想见居民之众。”在南部中国，社会经济在南宋原有的水平上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平宋战争中由于元军节制屠戮和破坏行为，南方“所遭受的战争损失总的说来相当有限”，因此，南方城市空前繁荣。元代的杭州在马可·波罗的眼里已成花花世界: “其他街道，娼妓居焉。其数之多，未敢言也，不但在市场附近此辈例居之处见之，全城之中皆有。衣饰灿丽，香气逼人，仆妇甚众，房舍什物华美。此辈工于惑人，言词应对皆适人意，外国人一旦涉足其所，即为所迷，所以归去以后，辄谓曾至天堂之城行在，极愿重返其地。”杭州不但富庶华美而且充满着浪漫的休闲情调: “湖中并见其他游船，载游人往来，盖城民操作既毕，常携其妇女或娼妓乘舟游湖，或乘车游城，其车游亦有足言者，城民亦以此为游乐之举，与游湖同也。”倡优是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根据其所属人的身份，元代的倡优又可分为官营与私营两大类。官营倡优，归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管理，在元代沦落风尘的烟花女子中居于上等，包括教坊与仪凤司、京师官署及地方官署中的妓女，有陪侍和服务达官贵人的义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所有官妓名籍均登记在册，谓之“乐籍”。私营倡优，即“私科子”，是指官妓之外的市井倡优，属于大小妓院老板的私有财产，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只不过是被用来换取金钱的特殊商品而已，是老板的“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