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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功利主义生态价值观的构建 　　功利主义作为西方一支重要的伦理学流派，对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多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哲学史上，功利主义理论发展源远流长。从源头看，功利主义可以追溯到以趋乐避苦为人生目的的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边沁、约翰·穆勒等人的发展，功利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流派，边沁构建了功利主义基本的伦理学框架，穆勒在1863年出版的《功利主义》一书中首次提出“功利主义”一词并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一步修正、完善。20世纪50,60年代，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后，由于西方经济发展、社会内部矛盾加剧以及福利经济政策的实行，功利主义顺应了讲实际、重现实、求幸福的时代要求，再一次重新被人们所重视。哲学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以功利或利益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哲学或道德哲学，其基本主张有如下四个方面。 　　以自然人性中的苦乐感作为理论基础。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引论》中，边沁明确将人性对苦乐的感知追求作为功利主义的理论基础，他认为“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么做”。同时，他将功利主义原则定义为“功利原则是这样一个原则，它根据增加或减少当事人的幸福的倾向，来认可或拒绝任何一种行为”。但是，边沁认为这种对快乐的感知并没有质的高低差异，而只有量的区别，甚至提出了快乐的唯数量论和可计算论，这样一来，就容易与伊壁鸠鲁的享乐观混为一体，将精神愉悦和肉体享受至于同一高度。尽管后来穆勒对这种过于简单纯粹的苦乐观进行了修正，至今仍然会给人一种享乐主义的错觉。无论如何，功利主义将快乐和痛苦作为行为动机，坚持使快乐超过痛苦的即为善，反之即为恶。 　　以个人利益为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究其发展根源，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边沁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一书中，他曾指出“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团体，由被认作其成员的个人所组成。那么社会利益又是什么呢?-它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尽管边沁之后，穆勒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企图应对来自其他流派的话难，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大多数好的行为不是要利益世界，不过是要利益个人”。田虽然后来的许多功利主义者也多次尝试将个人与最大多数之幸福进行理论弥合，但都不可避免地回到个人主义的立场中去。功利主义本身的结局局限性，决定了功利主义者不可能将自己的理论彻底化，也无法为利他主义、集体主义提供合理的经济根源与社会基础。 　　以实际功用与行为结果为价值评价标准。边沁曾明确提出“一个行为是善是恶，只要考虑它的结果而定”;后来，罗尔斯又用“规则的两种概念”定义功利主义，即功利主义包含两个层面原则。第一层面是普遍化的道德判断，在实践上等同于准则功利主义;第二层面是指在完全知识与时间下的道德思考，即行动功利主义，它导向认为行动价值在于它们因果属性的效果论，往往与为实用主义放在一起并指导着人们思考与行动。与康德的道义论相反，效果论认为一切现实的真理最终都需要诉诸于实际效用，它将道德限定在人们现实生活所及的范围，强调行动的效果最大。当下，功利主义一方面以其理论的实用性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讲究效率的特点相契合，但与此同时，这种以实利、可行、效用为旨归的“权益哲学”在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效果至上、忽视动机与过程的价值危机。 　　以最大幸福为最终价值诉求。功利主义社会福利度量的最高追求是最大多数人幸福的极大化，但是，这往往会使人们忽视了人与人之间幸福度的分布状况，即个人之间具有的“个人中性”特征，这与罗尔斯等人更具心理稳定性、以“正义优先于效率与福利”为原则的正义论背道而驰，与威廉斯“个人完整性”中个人根本计划不能受制于功利计算大异其趣，从而导致了一种“反公平现象”。在经济社会中，功利主义原理认为平均分配和非平均分配质只要总效用相同即可，且平衡所有利害相关团体的利益才为公平，它要求在所有情况、各种规则主导下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平均利益赋予同等的权重的前提下，最大化所有人的总体利益。这一前提并不必然导致平均分配的结果，相反，人们被当作实现更大的集体善的手段而非目的对待，因而建立在功利主义之上的社会更可能会因某部分的弱势群体缺受损而缺乏稳定性。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文化冲突、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究功利主义当代价值的关键是在功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找寻其具有理论和实践合理性的成分，以期用其自身独特的价值体系为人们的思想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向作用。本文力图通过实现功利主义伦理生态的辩证复归，构建功利主义-经济、功利主义-文化、功利主义-教育和功利主义-社会这四个维度的生态价值观，在经济-文化-教育-社会一体化的生态视野中认识和把握功利主义当代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