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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惠帝的缺位与复位 西汉孝惠帝刘盈，西汉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在《史记》、《汉书》的地位差别很大。《史记》未将汉惠帝单独列入记录帝王事迹的本纪部分，而是将其附记于《吕太后本纪》，使其在《史记》中失去了与帝王身份相称的地位。而《汉书》则在《高帝纪》之后，独立成卷撰写《惠帝纪》，恢复了汉惠帝在史书中的地位。司马迁和班固对汉惠帝的不同处理都经过了严肃地考量，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在历史观上的差异，也折射出《史记》与《汉书》在文学性上的区别。 对于汉惠帝在《史记》中缺位而在《汉书》中复位的现象，前人已作了一些探讨。王伯祥认为，司马迁看到“一切的实权都由刘邦的妻子吕雉掌握，刘盈只拥有一个虚名，他便干脆立了个《吕太后本纪》，书中竟找不到‘惠帝本纪’的名色”，而《汉书》增加《惠帝纪》则是牵于成格而无必要。游国恩赞成班固为汉惠帝立纪，“岂有嗣主在位，又未被废，而竟删削不载之理？班书补之，义例较精”。郑晓时则认为，司马迁不为汉惠帝立纪是有意为之，原因有三：“第一个是艺术上的。司马迁常将互动关系密切的人合写一传以对比其性格与作为。卷九（《吕太后本纪》，笔者注）卷名虽只提吕后，实则母子同传。二是反映皇权行使的事实，即高帝去世后十五年间吕后在皇权的行使上具有主导性。她在惠帝主政期间具有压制性的影响力，形成令出二门、‘两主’相抗的局面。三是在司马迁以天下安危为念的史观中，他们母子的冲突无需渲染。因为，这些冲突只是刘吕两大统治家族的家务事而非‘天下事’；……并未殃及人民、危及帝国。” 《史记》与《汉书》对汉惠帝的处理孰优孰劣的问题，本文不做评论，仅通过《史记·吕太后本纪》、《汉书·惠帝纪》、《汉书·高后纪》的文本细读，探讨其中体现的《史记》与《汉书》在史学与文学上的差异。 《史记》不为汉惠帝立纪而《汉书》专门为汉惠帝立纪，体现了司马迁与班固史学观点方面的差异。 研究的历史主题不同。司马迁写《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史记》记载的内容上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时期，以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探究历朝历代兴亡盛衰的规律。《史记》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不拘泥于其社会地位，而关注其对社会历史进程所起的作用，汉惠帝在位时期，其言行、作为几乎没有产生较大的历史影响，而吕后则在政治领域中有绝对的影响力。司马迁把汉惠帝并入《吕太后本纪》不能说没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班固则是在汉代中兴之际，在经学一统思想界的背景下，撰写《汉书》记录西汉王朝的发展历史，欲使汉德发扬光大。作为断代史的《汉书》，记载了从汉高祖刘邦到王莽被诛的西汉历史，研究的主题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治通”，在历 史记述中说明汉代统治天下是天命所归。因此，西汉帝王的世系问题会引起班固的高度重视，使得《汉书》严格遵从西汉帝王更替的真实状况，增立了《惠帝纪》。 汉惠帝虽在《史记》中缺位，被附于《吕太后本纪》之中，却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形象，而《汉书》中得以复位的汉惠帝，只是作为一个帝王的符号出现在《惠帝纪》中，丧失了人的真实性与丰富性。可见，《史记》与《汉书》在文学性上也呈现出差异。 叙事艺术方面。《史记·吕太后本纪》可分为两部分，汉惠帝在位的七年为前半部分，吕后临朝称制的八年以及吕后死后大臣诛杀诸吕为后半部分。汉惠帝的事迹见于前半部分。所记叙的历史事件有四：高祖欲废太子、吕后杀赵王如意、吕后令汉惠帝观人彘、汉惠帝保护齐王肥。汉惠帝身为太子时，数次几乎被废，继位之前吕后母子被戚夫人排挤、遭刘邦嫌恶，处于极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而吕后为人刚毅、有仇必报，为刘邦死后吕后杀死赵王如意、人彘戚夫人、谋害刘邦诸子埋下了伏笔。而吕后屡次残害刘氏子孙、广封吕门子弟，也使得吕后死后吕氏男女不免皆被诛戮。《史记·吕太后本纪》叙事贴切、脉络清晰、浑然一体、言外有意，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与因果关系隐藏在行文之间。清人吴见思对其叙事艺术评价很高：“吕氏一纪，附孝惠、两少帝三朝，及高祖诸子七王与诸吕之事，丛杂纠纷，几于无处下笔。偏能一手握管，拈一头，即放倒一头，放一头，即另起一头，凭他四面而来，我能四面而应，且脉络输灌，章法蝉联，绝无结撰穿插之痕迹，可为神鬼于文者矣。”《汉书》把《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前半部分剥离出来，增立《惠帝纪》专门记录汉惠帝在位七年的历史。把汉惠帝在位期间的吕后杀赵王如意事件只用“赵隐王如意薨”六字记录，而事情始末则与人彘戚夫人事件移入《外戚列传》，把吕后欲鸩齐王刘肥事件移入《高五王传》，《惠帝纪》只是编年月、记灾祥、录政令而已，并无完整的历史事件。而《高后纪》将吕后当权时期的王诸吕事件移入《外戚列传》，将害死刘友、刘恢，大臣诛灭诸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