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20世纪20年代初“粤人治粤”与“党人治粤”之争.docVIP

浅谈20世纪20年代初“粤人治粤”与“党人治粤”之争 　　联省自治为在中国实行联邦制的一次试验， 其实质是以联邦制消灭中国的军阀割据， 以和平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统一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在广东，陈炯明高举“粤人治粤”的大旗实行联省自治，并在初期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当孙中山到粤后提出不同的“党人治粤”党治方针，反对联省自治。面对当时的民情国情，究竟哪一种政治方针更适合、更具有先见性呢? 笔者不揣冒昧，试对二者的本质作客观分析与评价。 　　一、“粤人治粤”之提出 　　虽然辛亥革命后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始终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民国建立后，先是被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随后出现袁世凯称帝，严重践踏了民主共和的建国目的，与共和宪政体制相违背。袁世凯覆灭后， 北洋政府失去了统一的领导中心而分裂，形成各省军人拥兵自重的局面。自民国五年(1916年)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是民国史上所谓的军阀政治时期。 　　1917年6月，大总统黎元洪解散国会，经过其后的张勋复辟，北京政府不恢复旧约法转而酝酿成立新国会，于是孙中山带领海军南下“护法”，国会议员纷纷赴粤，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2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西南独立。南北分立后，联邦主义开始成为政坛主流论调，章太炎和张继则最早提出联省自治主张。而联省自治的提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省籍意识的高涨。在联省自治初期，旅居北京的广东人士所组织的“粤事维持会”发表宣言认为，广东应该从粤人治粤的立场出发，实行民选省长恢复粤人自治;天津的广东同乡会也发表声明，认为“我同乡今日发展粤省自治，实为当务之急”。省籍意识的高涨是粤军成功回粤的一个因素，也是日后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的一个原因。 　　此外，当时广东处于桂系军阀的统治之下，广东都督陈炳焜包烟包赌、贪污勒索、横征暴敛，搞得民怨沸腾。据罗翼群回忆： 　　“广东督军陈炳焜为桂系头子陆荣廷之爪牙，事事听命于武鸣，视军政府如无物，对军事及财政更多方掣肘，而粤人痛恨桂系之压迫剥削的程度， 亦不减于对龙济光(笔者按：二次革命期间龙济光出任广东都督，在广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 　　1917年11月，莫荣新继陈出任广东督军，统治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变本加厉。1918年5月，孙中山愤然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表通电，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民国日报》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三日)。此后，桂系在广东更加有恃无恐，包烟包赌，贪污勒索，走私牟利，为非作歹，无所不为。莫荣新的儿女姻亲沈鸿英，贪污搜括之多，更是骇人听闻。莫荣新还派曾彦、杨永泰等多次向日本、英、美等国银行乞求借款，以广东的税收或矿产作抵押。桂系在广东的倒行逆施，激起广东人民的极大愤怒。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迅速席卷全国。以五四运动为契机省内各种团体纷纷公开反对桂系，如：众议院议员谢英伯与黄焕庭组织广州工人，倡导“广东人之广东”;广东机器工人维持会倡导“粤人治粤”、“为打到桂系军阀而罢工”等。 　　由此可见，“粤人治粤” 的提出一方面是由于中央集权的式微，联省自治提出，省籍意识高涨。另一方面是广东民众不堪桂系军阀的残暴统治， 希望早日结束军阀统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样有着地域认同意识的陈炯明开始了其“粤人治粤”的实践之路。 　　二、陈炯明的理想政治 　　陈炯明(1878年-1933年)，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20年，当陈炯明率援闽粤军开始回粤之际，他早已于当年8月12日发布《陈总司令出师通电》，主张云：“粤省为护法之区，粤军为护法之军，何以粤省之财，粤军不能稍分余沥? ”同时亦发布《粤军全体将士宣言》，主张云：“吾人所受亡省之痛，较之高丽、安南、波兰亡国之痛，尤加百倍。”由此可见，陈对地缘共同体的广东地域社会的认同意识之强， 同时联系上文，陈所推“粤人治粤”与联省自治一方面可以说是顺应民意，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其政治理想的实现。 　　粤军回师成功后，陈炯明于11月1日被任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积极呼应联省自治运动， 推动了各种居民自治政策。陈炯明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所著的《建设方略》和《中国统一刍议》两书中，他认为：“古今万国不外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两种。大抵国小民寡，集权之制容或可行，否则无不用分权制者。美之合众，德之联邦，皆分权制。英之帝国，其属地如澳洲，加拿大等皆完全自治，实为分权之尤”。他认为中国广大众民，只能实行分权自治，才可养成“民治精神”，建设民主。因此陈炯明自1920年冬从闽回师广东后到1922年1月，约一年时间内就先后授意或主持制定了《广东省暂行县自治条例》、《广东省暂行县长选举条例》、《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广东省自治根本法》、《广东省宪法之通过草案》等多项有关地方自治的法案和条例， 将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