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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傅斯年史学思想 　　在学术界，傅斯年以倡导“历史学只是史料学”而知名，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认为“推论是危险的事”，对待材料要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反对作“疏通”的事业。但傅斯年在其古史研究的系列论文中，对史料之间的内在关联又作出了大量的疏通与推论，掺有不少个人的主观分析，俨然在其学术主张与史学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悖论。对此，傅斯年的好友俞大维和丁文江都有所认识，说傅是一个“Bundle of contradictions ( 矛盾的结合体)”。近些年来，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傅斯年学术思想中所存在的这一矛盾，但是就傅氏这一思想体系作出深入探讨的文章尚不多见。故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较为系统的发掘，以就教于方家学者。 　　一、“史料革命”与科学史学的形塑 　　中国传统学术历经三千余年的发展，至清代已蔚为大观。然检视其发展历程，亦不无流弊，这首先表现在经学长期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历代学者无不重视对其注疏与研究，以至一部经典被转相训诂、不断释论，而所使用的方法则是以文献证文献，很少脱离纸上考证的窠臼，“间有实物的研究，也是为了佐证或厘清文献里的记载”，这种“方法及材料是内循环式的”研究工作，使学术的发展笼罩在沉闷的氛围中，致使学者缺乏问题意识，思维囿于经典文献之中。傅斯年对学术演进中存在的这一积弊有着深刻的洞察，认为以经典为本体而不知扩充其他实物史料的研究，实为“书院学究的研究”，严重阻碍了学术的发展。他批评“欧阳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纲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纯粹不是客观的史学”，大量春秋笔法的运用更是与学术发展的趋势相背离;后世学者不能借用新工具、扩充新材料而修的《元史》、《清史》已成了“官样文章”;现代学者如不能增益新材料，即使“照着司马子长的旧公式，去写纪表书传”，也只能是“化石的史学”[1]。由此傅斯年强调，史书纂修不能扩充新材料而仅是在形式上因袭前代，实际上已经走到了历史编纂的穷途末路，必须进行革新。学术演进的内在法则，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去探寻学术发展的新道路，以冲破旧学术的罗网，开辟一片新天地。作为深晓西方近代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现代知识分子，傅斯年勇于承担时代的重任，倡导革除传统学术的弊病，建立以史料学为基础的“科学史学”。这一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进步意义。 　　傅斯年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工作，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贡献颇大。五四时期，“科学主义”思潮弥漫整个学林，新型知识分子无不受到影响。他们怀着强烈的“科学”救国、救学梦想，留学国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进新学理，并希望以此研治中国传统学问，使之达于“科学”的境界。傅斯年即是这类学者中的典型代表。他留学英德两国六年有余，深受西方自然科学方法治史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回国后积极倡导建立中国的“科学史学”。如何建构中国的“科学史学”? 傅斯年认为核心在于扩充历史学研究的材料。在他看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认为，文献材料只是史料之一种，除此之外应大量参酌金文、甲骨文、档案等直接材料，如此所作的研究方可称为“科学的研究”;撰史亦要能扩充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他又以西洋人扩充史料进而研究新问题为例，指出:“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谣、民俗，各地各时雕刻文式之差别，中国人把他们忽略了千百年，还是欧洲人开头为规模的注意。”“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他以西方学术的发展为借鉴，认为当前中国学术要想有所发展，务必要扩充新材料。实质上，这种利用直接材料的扩充进而研究新问题，以建立“科学史学”的思维，在傅氏1926年留学归国的途中就有了明确的表述:“如不去动手动脚的干---我是说发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这一主张在旨归上实为新史学的发展树立了新航标、新路向。 　　为从事大型的史料搜集与整理，以建构科学的历史学，傅斯年创办史语所，集合了众多一流的学者，具体开展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校勘《明实录》、敦煌卷子的搜集与整理、居延汉简的考释与研究、安阳殷墟发掘与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等工作。这些史学实践利用了新工具，扩充了新材料，研究了新问题，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现代中国的史料学建设。史语所历史组的初期工作，主要以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为主。傅斯年极为重视这批档案材料的整理，认为将来《明史》改修、《清史》编纂均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