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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儒家诗教的另一支流 　　儒家诗教是儒学研究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可谓累累然也，但儒家诗教在流衍的过程中发生着复杂的擅变，已有的研究成果虽然覆盖面相当之广，却仍然有待补直罐漏之处。其中，从儒家诗教这个源头活水产生的一条支流久被忽视，需要专文指出。 　　追溯儒家诗教的产生，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诗教观是一个重要坐标，不得不提。在《论语》中，关于诗教的记载有多处，如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牙民”(《为政》)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等等。此外，还有“温柔敦厚”之说，而且“诗教”一词就始见于此篇。已有学者论证过“温柔敦厚”与孔子诗教观的差距，我们此处不再详辨，我们在这里只想指明一点:在先秦时代，无论是《论语》，还是《礼记》，“诗”所涵盖的范围是相对狭小的，它特指我们后人常说的《诗经》。 　　到了汉代，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最后终于“罢黝百家”，定于一尊。汉儒解《诗》，赋予了诗教新的内容，这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当中。“《关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志”“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概而言之，汉儒强调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美”与“刺”作为手段也得到了重视。汉儒的诠释对后世影响深远，正因为此，这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我们要论述的并不在于此，所以介绍从简，只需指出另一点:与孔子的诗教观相比，汉儒的诗教主张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孔子教《诗》，是将《诗》作为教材，从事的是教育活动，汉儒解《诗》，却将诗教变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理论。 　　诗教变成了一种文学创作理论“诗”的内涵就泛化了，它不再仅仅指《诗经》，它可以指一切诗歌，只要这些诗歌以《诗经》为典范进行创作，即发挥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儒家诗教在流衍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诗”的内涵泛化了，它突破了最开始的《诗三百》。现在单看“诗教”二字，简单地说“诗”代表的是文学“教”在广义上是教化，在狭义上是教育。汉儒的诗教主张突出了诗的教化作用，进而在文学领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我们不该忽视，在孔子那里《诗》作为教材，孔子教《诗》还是一种比较单纯的教育活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相对单纯的教育活动中，“诗”的内涵有没有一个类似上文提到的泛化环节? 　　在教育史上，这个泛化环节同样是存在的，只不过它的影响不比诗教观在文学理论上的影响大，所以一直以来，未得到人们的关注。在儒学发展史上，汉代经学与宋代理学是两个重要阶段，汉学与宋学在气质上很不相同，一重“外王”，一重“内圣”。这两种气质不同的儒学对诗教的贡献因而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如上所述，汉代经学突出了诗歌的政治教化作用，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学理论上。宋代理学完成了“诗”在教育活动中的泛化，下面我们就要拿出证据来说明这一点。 　　宋代理学的流派很多，但被奉为正宗的却是程朱一系。以实论之，二程也确乎是宋代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且看二程的一段议论: 　　天下有多少人才，只为道不明于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如今人怎生会得?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间巷童稚，皆习闻其义，故能兴于《诗》。后世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怎生责得学者? 　　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二程是十分重视《诗》的“兴”的作用的;毫无疑问，这直接来源于孔子的诗教观。同时，我们从引文中也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问题，二程指出，《诗经》在古代，“间巷童稚，皆习闻其义”，虽然事实上未必如此，但二程是这样认为的。然而，对于后世之人来说《诗经》已经非常古奥了，非注解、训话难懂其意，这让学生，尤其是儿童如何学得了呢?有鉴于此，二程有了另一个主张。正是这一主张，完成了“诗”在教育活动中的泛化，诗教不再是“以价诗》教人”了。 　　二程的这段话:教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关唯》之类，正家之始，故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日使人闻之。此等诗，其言简奥，今人未易晓。欲别做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之节，令朝夕歌之，似当有助。 　　这段话一直备受教育史研究者的关注，二程重“意趣”，这在教育思想上是颇值得称道的。其实，用诗来发起儿童的“意趣”就是“兴于诗”。在这里，二程说得明白，《诗经》到了宋代，已经不适合给童子阅读了，因此“欲别做诗”。正是因为这个“别做诗”，使教育活动中的“以《诗》教人”泛化成了“以诗教人”，用“诗”作教材的，不再仅仅指《诗经》。但是，由这两则资料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