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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众传媒在海洋维权中的使命与责任 　　人类对于海洋的认知，经历了一个从不知到知、从知之较少到知之较多的过程。从古代仅“具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之感，到近代“世界交通要道”之悟，再到二战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空间”之识，终于在上世纪末海洋被明确定义为“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物和重要基地”。伴随这一认知发展过程的是各国对海洋权益的重视和争夺不断加剧。1982年，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濒海国家可以依约取得大片海洋国土及附着其上的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等广泛而巨大的利益，进而引发了相邻沿海国家之间争夺海洋国土尤其是海洋岛屿的激烈争斗。围绕海洋资源归属权、海洋水域管理权、海洋通道控制权等海洋权益的争斗，已成为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的焦点。 　　一、我国海洋维权形势严峻 　　作为世界海洋大国之一，我们在拥有巨大的海洋权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如何维护好国家海洋权益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周边的海洋形势极为严峻，海洋权益严重受损，“海洋资源遭到掠夺，岛礁被侵占，战略通道安全受到威胁，周边海域冲突多点爆发”①。中国在海洋国土安全、海洋资源安全、海洋交通安全等方面正受到来自多方的严重威胁。海洋权益受损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危及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实现，因此，我国政府对维护海洋权益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从目前来看，我国在海洋维权方面面临的问题主要有： 　　维权任务艰巨。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身存在的缺陷，我国的海洋国土在确权上几乎与所有邻国存在着争议。海上邻国对我海洋国土进行疯狂的“蓝色圈地”，通过实际控制和蚕食分割，大肆侵占我国的海洋权益。美国等一些与我国不存在海洋国土划界争议的国家，基于其国际战略，也以海上通道权等为借口进行干扰。而纵观海洋法的发展历史，不得不承认已有的相关国际法规其实都是在少数海上列强的直接操控之下诞生的，许多条款都可见强权政治残留的痕迹。这一切，都使我国在海洋权益的维护上处境艰难。 　　二、舆论造势是海洋维权的重要组成 　　传媒从来就不是海洋维权活动的旁观者。在各国的海洋权益争斗中，传媒素来就是最积极的参与者，并且往往最先打响海洋维权的第一枪。重视舆论工作，通过国内外各种渠道进行宣传造势，以凸显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正当性，强调自己维权的决心和勇气，激发民众的情感意志，聚集人气，利用民众情绪给政府撑腰，这是近些年与中国有海洋权益之争国家的惯常做法。 　　日本在东海问题尤其是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向重视舆论造势。在岛争全过程中，日本开动整个舆论机器，四处渲染中国海洋扩张主义，贩卖中国海权威胁论。尽管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一些日本学者研究认为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但此类理性、冷静的正义之声往往被右翼化、民粹化的鼓噪所湮没。日本媒介非常擅长利用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宣传造势，利用美国传媒的影响力与覆盖面在全球为己造势。为打赢这场舆论战，日本政府有策划、有投资。日本外务省2014年度预算中拨款10亿日元专门用于表明钓鱼岛、竹岛及北方四岛是日本领土的宣传战。日本这种恶人先告状、抢占国际舆论高地的做法，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但极易误导西方国家的民众。 　　三、大众传媒在海洋维权中的使命与责任 　　我国在海洋维权方面所面临的被动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我国在舆论战中力量薄弱、经验不足、技巧不精。舆论战的主体是大众传媒，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公众通常都是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手段接受各种资讯，进而形成自己的判断。所以在舆论战中，大众传媒是直接的组织者与参与者。为此，有必要认真研究其他国家媒体在海洋维权中的作为与作用，研究过往的经验教训，积极介入海洋维权，充分发挥传媒的舆论导向与控制作用，承担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在传播的形式与语汇选择方面，媒体确实需要借他山之石以求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比如，改变传统的“刺激-反应”的被动模式，主动出击、先声夺人。在舆论战中，先入为主的效应常常是非常强烈的，若只是选择被动回应，往往被对方抢占舆论制高点，致使我们无论如何解释，效果都不会让人满意。国外一些媒体非常善于在关键时刻发起话题，营造压力，炒作“中国威胁”、“中国侵略”等，在国际上进行舆论造势。我们的媒体在东海问题、南海争端中，面向国内的报道密度还是很强的，但在对外宣传方面却很不给力，应对的声qpdrL音力度不够，多见主流媒体发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的说辞，而未充分展示自己的观点和依据，尤其是法理方面的支撑。所以，亟须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媒体要动用各种手段，特别是要重视以互联网为核心平台的全媒体手段的运用，组织人员用英语在国外媒体上发出我们的声音，争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