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太宗皇太极的民族关系思想探讨.docVIP

清太宗皇太极的民族关系思想探讨 皇太极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民族关系思想成为清前期满清政府处理民族关系的指导思想，为维护和促进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民族关系思想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的认识，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围绕着如何对待汉民、如何对待边疆少数民族、如何弥合社会裂痕这三个问题，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的皇太极形成了以“心服为贵”思想为核心，以“满蒙汉一体”为主要宗旨和原则，以“安养百姓，优礼汉官”为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的较为完整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 心服为贵是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核心。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与大学士范文程等人论述他与察哈尔对蒙古的态度时完整的阐述了这一思想：“昔科尔沁部土谢图额驸有名马曰：杭爱，朕曾以甲十副往易之，彼察哈尔汗强索之，止予一胄，……如此人心何从而服？以力服人，不如令人心中悦服之为贵也”。皇太极把自己和察哈尔汗相比，认为以力服人，蒙古肯定不会“倾心相附”，而优礼恩养，人心感服，“富足安闲”，“虽去犹恋恋”，民族之间和谐安定，相得益彰。 皇太极心服为贵的观点有着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深刻的实践意义。“心服为贵”并非一味怀柔，而是以心服为根本，力服为辅助手段，心服与力服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二者统一于皇太极的民族政策中。第一，从如何对待被统治民族，争取政权认同来看，心服为贵。为冲淡汉族的抵触心理、消除女真在汉族人民心中的异族形象，皇太极主动划清与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金朝统治者之间的界限，并采取模仿汉人制度、改族号、国号、学习汉文化等手段，极力证明满汉民族的同源性，破解汉人心中的华夷之防。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宣布，“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准再称其为珠申（诸申，即女真）。第二，从实现残明大计的角度来看，心服为贵。如何处理好女真与蒙古诸部之间的关系是满清最终定鼎天下的关键之一，收服蒙古、残毁明朝则是皇太极“心服为贵”思想最成功的运用。从当时斗争形势来看，明朝、蒙古、女真三足鼎立，朝鲜孤悬海外，与明朝藕断丝连。明朝利用“金元世仇”“以东夷（女真）制北虏（蒙古）”。明朝战略得策，蒙古远遁大漠，女真异军崛起，为防尾大不掉，明朝行平衡之术，恤蒙古以扼东夷。满洲虽士卒骁勇而人丁稀少，虽心志强悍而实力较小。“地之里未盈数千，兵之众不满数万”，土地攻占虽多、人畜掳掠虽众，但粮食供给不足，治下之民未附。后金与明朝对抗，无异于以一域敌全国，形似卵石之争，处于绝对劣势。蒙古铁骑控弦数十万，虎视眈眈，助明则明胜，援满则满强。而察哈尔林丹汗依仗明朝的势力，“横行漠南”，对蒙古各部落贪求无度，甚至“冯凌诸部”，“有宋康武乙之暴”，导致蒙古诸部落对他离心离德，“或北徙瀚海依喀尔喀，或东走依科尔沁”。魏征认为游牧民族“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伸异态，强弱相反。”昔班勇为实现“安边久长”，强调必须使“外夷归心”。诸葛亮七擒七纵蛮王孟获，终收其心，自此，“夷不复反”，世为屏藩。皇太极“性耽典籍, 咨览弗倦”，颇受诸葛亮和班勇治夷之策的启发，明白对游牧民族以力服之，虽能服其衰却不能制其盛，身虽九服而心却不归，必先杀其力而后收其心，方为己用。因此，皇太极极力延揽蒙古诸部，和亲以固满蒙联盟，深结蒙古以增己势，厚赏王公以示皇恩，尊崇达赖以安其心。皇太极在崇德元年（1636年）所封的清宁宫等五宫后妃即史书上通常所说的“崇德五宫”都是清一色的蒙古妇女，这在中国古代和亲历史上是比较少见的。满蒙之间存在的普遍联姻、有满蒙两种血统的军事贵族阶层的形成，既是满蒙一体的基础，又是满蒙政治联盟的保障。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关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登基之初，皇太极即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他表示对待“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 防止出现“满洲庇护满洲，蒙古庇护蒙古，汉官庇护汉人”的局面 。“一体共之”是皇太极对满族部落人采取的民族政策，表明皇太极要与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此，皇太极一方面从汉人、朝鲜人和蒙古人中挑选兵丁，组成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一方面招募流民，配给房屋农具，组织生产。但是后金上层统治者的共识是：“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新归顺的人的忠诚度需要考验。 “安养百姓，优礼汉官”是皇太极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措施，是其“心服为贵” 核心思想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