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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诗群香港《红豆》 　　一 　　1933-1936年，香港出现了一份综合性文学刊物《红豆》。其中诗歌部分，尤其是现代诗部分，很引人注目。港粤及至内地诗人聚集于此，形成了《红豆》诗人群。这个诗人群既有鲜明地方个性，又与20世纪30年代国内诗坛密切相关，其中有较多诗人是从《现代》上转过来的。遗憾的是，这个《红豆》诗人群一直未得到国内诗歌研究界的注意。香港文学史有时会提到《红豆》，不过多语焉不详，常常只是根据前人论述一带而过。可惜的是，“前人”的论述也未必准确，导致以讹传讹。 　　有关于《红豆》的记述，首先要追溯于香港前辈作家侣伦写于1966年7月《香港新文化滋长期琐忆》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侣伦对《红豆》有如下追忆:《红豆》的主办人是“梁国英”商店的少东。他们在经商之余曾经开办过“印象艺术摄影院”，办过消闲杂志和一本《天下》书报;在抗战初期，还在香港中区开过一家“梁国英书店”。《红豆》创办初期是一种三十二开本的综合性杂志，文字以高级趣味为中心，附有艺术摄影的插页。杂志本身印得雅致。《红豆》出版了几期便停刊。在隔了一个颇长的时间之后，由刚从广州中山大学念书回来的另一少东梁之盘接办。他把《红豆》接上手以后，改为纯文艺刊物，形式也扩大为二十四开本。由上海生活书店经售。虽然只是薄薄的十四页篇幅，可是每月按期出版。这刊物的特点是不登小说，只登诗与散文;在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一行大字，突出它的特殊风格。 　　二 　　香港最早的新诗，出现于1924-1925年的《小说星期刊》。《小说星期刊》以旧诗文为主，新诗只是“补白”，数量也不多。新诗的水准，大体停留在胡适《尝试集》和冰心的小诗上。香港最早的新诗诗论也出现在《小说星期刊》上，那就是许梦留《新诗的地位》。从文中看，作者对于中国新诗坛是熟悉的，提到的诗集有《尝试集》《草儿》《冬夜》《繁星》《将来之花园》《旧梦》《女神》《雪朝》等，并肯定了它们的成功。不过，作者虽然肯定新诗，但却并不完全否定旧诗，表现了香港的文化独特性。 　　至1928年，香港仍然处于新旧诗过渡阶段。《伴侣》刊载诗歌很少。第一期唯一一首诗，是画题诗“鹃啼夜”，黄潮宽画云枝题诗。这首诗不长，如下:“鹃儿啼!鹃儿啼!惊醒断肠人，好梦休提。那东风不懂人情，遍送了入深闺。深闺静里，青灯似豆，帏幕寒栖。芭蕉戚戚雨响，马铃风动声澌。一个玉人儿凭栏凭着，织手执巾丝泪挥，多情月儿云里窥。她说:‘月儿呀!侬来时才是月圆，那么忽又缺了。鹃儿呀!你休啼，声声不如啼，教侬怎能底!’”作者看起来要以白话作诗，然而，旧体诗词味却很重，后面的引文却是口语化的，这明显是一首新旧混合诗。到了《伴侣》第二期，黄天石的《情思》10首则完全回归了旧体诗。黄天石其实是较旧的香港新文学作家，但他也是新旧文学同时兼作。《伴侣》第三期转载了大陆沈玄庐的一首诗《闻讯》。沈玄庐是早期倡导新文学的共产党人，后来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1928年被暗杀。《伴侣》记者闻他死讯，特刊载他六七年前的一首诗，以志纪念。六七年前应该是20世纪20年代初，《闻讯》的确是只是简单的五四诗。 　　三 　　1938年侯汝华去世时，徐迟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他对于侯汝华的印象:“在上海的时候，常听施蛰存、戴望舒他们谈到他。我弄不清他是什么籍贯，我只知道他是生长于南中国的。”[4]徐迟对于侯汝华有一个笼统的印象，即南方诗人。事实上，同为南国诗人，香港和广州是不太一样的。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诗坛，我们的文学史所重点书写的是广州的左翼诗歌。在《红豆》刊行的1933年，正是广州左翼文坛的高潮时刻。这一年，广州左联成立，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的会刊《诗歌》杂志面世。中国诗歌会在上海的总部由广东籍诗人蒲风与他人在上海成立，而广州的分会则由诗人温流主持。《红豆》虽然汇拢了不少广州诗人，然而显然并非左翼一路。徐迟本身是现代诗人，又是在与施蛰存、戴望舒的谈话中涉及侯汝华的，显然是将其作为现代诗的一个部分而提及的。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诗坛的诗刊，除了《现代》，还有上海的《诗刊》、北平的《小雅》、苏州的《诗志》、南京的《诗帆》、武汉的《诗座》等现代派诗刊，汇集成中国的现代诗运动。可以说，香港的《红豆》虽非专门诗刊，却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诗的一个香港阵地，可惜长期被人忽略。吴奔星曾发表文章，说明当年他办《小雅》的时候与《红豆》的交往情况:《小雅》“创刊不久，就得到香港梁之盘先生的信，并把他主编的《红豆》文艺月刊寄给我，以示交流。接着，我和李章伯的诗也在《红豆》上发表……我和他的书信来往，杂Uq志交流，到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一声炮响，便中断了。”由此可见，《红豆》当初与国内现代诗坛保持着密切联系。这里还需要提到另一篇较为有名的香港诗论，那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