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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一、与清签订《天津条约》，制造侵朝侵华战机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二、宣扬“遵纪守法”，证明其侵略的“文明”与“合法”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三、进行国际法狡辩，成功危机公关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