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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华文明可大可久的原因 　　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文明总是有风险的。生态学家认为，人类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角色是不用火或其他任何技术的捕猎和采集。可见，人类从开始使用最原始水平的技术时就已超越了自己的生物学角色。从那时起，人类就只能别无选择地以损害自然之完美适宜性的方式干预自然(参见William Ophuls, 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AS”carcity,W. H. Freeman and Company, San Francisco, 1973,20-43)。但人若固守于自己“严格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角色”就不成其为人，人之为人就在于人超越了一般动物的生存方式，而以文明的方式生存着。以文明的方式生存就必然使用技术，从而必然“损害自然之完美适宜性”。可见，任何文明的兴起和发展都带有生态破坏的风险。 　　生态学家康芒纳说:“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巴里·康芒纳著，侯文蕙译:《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据此，则没有人的自然界才是最好的，即没有文明的自然界就是最好的。但没有文明就只有自然之好，而没有人之好。文明的诞生就标志着人的善观念(conception of good的形成，文明人必然追求自己所认定的善(涵盖好生活)。 在文明与自然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张力。 　　现代性的文明观是，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于人能创造出自然所没有的东西。文明的发展就意味着自然的被征服、改造，文明所到之处荒野便趋于消失，越是人工化的环境越好。如柯林一任福儒氏所言:“我们可以把一个文明的成长程序看作是人类之逐渐创造一个比较大而复杂的环境:这不但通过对生态系统之中范围较广的资源的越来越厉害的利用而在自然领域中如此，而且在社会和精神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同时，野蛮的猎人所居住的环境，在许多方而与其他动物的环境并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它已经为语言及文化中一大套的其他人工器物的使用所扩大，而文明人则居住在说来的确是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环境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文明乃是人类自己所造成的环境，他做了这个环境以将他自己与那原始的自然环境本身隔离开来。”这种文明观设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绝对对立，认为人为的、人造的就是文明的，而自然的就是野蛮的。 　　按这种观点，城市才是文明的典范，“文明人是住在城市里而的一一文雅、精致、在美术上有成就，与乡村的野人和史前的野蛮祖先相对照。” (同上，第12-13页)按这种观点，现代工业文明才是有史以来最高级的文明，但它尚未达到极点，即人类尚未完全摆脱其野蛮特征而达于文明的极致。“只有当我们筑起绿色大墙(the G reenW all)，只有当我们用这道墙把这个完美的机器世界与那个属于树木、飞鸟和走兽的非理性的丑陋世界隔开时，人类才不再是一种具有野性的动物。”换言之，文明的极致是彻底消灭一切自然事物(特别是野生生物)，而创造出一个完全人工化的、到处都是机器的人类生活世界。 　　生态学告诉我们，这种文明观是不对的。人类生存依赖于生态系统的健康，或说文明依赖于自然。文明须融入自然，而不可能与自然隔绝。人类的创造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创造，而是在自然之中的对自然物进行加工的制造(即物质转换)。脱离自然的生存和没有自然原料的制造都是不可想象的。至此，我们该明白，完全自然的生存方式，不是文明的，但文明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的供养。于是，人类必须在文明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谋求平衡。片而追求生存环境人工化、无}卜境追求征服性技术之进步的现代工业文明，在短短的300多年时间内，带来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快速人工化和工具系统的快速扩大和复杂化。如今这种文明正在全球铺展。此前，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发展到此种规模。这足以证明它之可大。但是，它的全球扩张既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又导致了核战争的潜在危险，这足以证明它之不可久。如果人类不能有效地遏}卜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便可能陷入生态崩溃的灭顶之灾。如果世界各强国仍不遗余力地把高科技投入军事应用，不遗余力地进行军备竞赛，则新的世界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带进毁灭的深渊。质言之，源自18世纪欧洲且正全球铺展的现代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 　　文明如何可大可久?重新评价古代中华文明的得失，或可发现一种答案。 张光直先生说:“对中国、玛雅和苏米文明的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显示出来，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西方的叫做‘破裂性’的形态”。说古代中华文明是“连续性”的，主要指中国古代思想的存有论(ontology)包含一个极为重要的观念:天人合一。杜维明先生说:根据这种存有论，“存在的所有形式从一个石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