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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从酷吏辈出到大族兴起 　　众所周知，魏晋以后的河东文化繁荣兴盛。闻喜裴氏、解县柳氏、汾阴薛氏三个享誉天下的冠冕大族的存在，即是其显著标志。然而，自魏晋上溯四百余载，河东地区却是酷吏的渊薮。区域文化特质的前后反差何以如此鲜明? 通过仔细梳理河东区域文化在两汉时期的发展脉络，或许可以作出尝试性的解答。 　　一、西汉中期以来河东酷吏的转型 　　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作用下，西汉前期的河东地区保留了浓厚的以“刻削”“急法”②为特色的秦代政治风格遗存。随着汉王朝的基本国策由保守转向进取，需要大批酷吏参与政治管理，河东地区因应时势，成为输送这类人才数量最多的一个郡级行政区。 　　不过，在酷吏最为活跃的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已经表现出向儒学靠拢的迹象。在司马迁所记录的酷吏当中，占据最大篇幅的是张汤。据记载，由于汉武帝“方向文学”，此人作为汉武帝时代酷吏群体中代表性人物，在处理重大案件的过程中，“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身为酷吏而援引儒术，张汤的做法顺应了西汉政治文化发展的大势，也预示了酷吏政治发展的基本趋向。然而，张汤是关中人，与之相比，出身于河东的酷吏在角色转型方面较为滞后。他们或“以鹰击毛挚为治”，或“痛以重法”约束部下，在汉武帝时代，尚看不到他们援引儒学“古义”以决狱的事迹。 　　“文学”、儒学在河东人心目中地位的上升，发生于另外一个政治群体身上。汉武帝时期，尽管河东人大多以酷吏身份入仕，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就是以外戚的身份步入政治舞台，卫青、霍去病、霍光莫不如此。“大将军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宫幸上”，卫青由此平步青云，官至大将军。 霍去病之父霍仲孺，“河东平阳人也，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侍者卫少儿私通而生去病”，而卫少儿是卫子夫之姊，霍去病作为卫子夫、卫青的外甥，仕至骠骑将军。霍光虽然与卫子夫、卫青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他与霍去病是同父异母兄弟。其父霍仲孺离开平阳侯家后，回到河东，“娶妇生光”，遂与先前所生的霍去病“绝不相闻”。十多年后，霍去病任骠骑将军击匈奴，路过河东，“乃将光西至长安”，“任光为郎，稍迁诸曹侍中”。经过数十年的宦海历练，汉武帝临终之际，霍光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成为汉昭帝时期的首辅大臣。 　　在河东外戚家族中，卫青、霍去病常在军旅，对学问之事兴趣不大。相比于二人，霍光对学问之事的态度有所不同。《汉书·循吏传》:“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将军霍光秉政，大臣争权，上官桀等与燕王谋作乱，光既诛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罚痛绳群下，繇是俗吏上严酷以为能。”这段记载表明，霍光在昭帝时期的执政理念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的做法一致。不过，在昭宣之际，霍光对精于学问之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元平元年( 公元前74年) ，汉昭帝早逝，霍光援立昌邑王为帝。但他旋即后悔，又与亲信大臣合谋，打算废黜昌邑王。这场政变尚在酝酿之中，却发生了一桩有惊无险的意外。《汉书·夏侯胜传》: 　　胜少孤，好学，从( 夏侯) 始昌受《尚书》及《洪范五行传》，说灾异。后事蕳卿，又从欧阳氏问。为学精孰，所问非一师也。善说礼服。征为博士、光禄大夫。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 “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谓胜为祆言，缚以属吏。吏白大将军霍光，光不举法。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言: “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后十余日，光卒与安世白太后，废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为群臣奏事东宫，太后省政，宜知经术，白令胜用《尚书》授太后。 　　因为自己的废立阴谋以儒家经典为依据而被成功预知，霍光“益重经术士”，并且认为当政者“宜知经术”。与之前相比，虽然不能说霍光已否定了“以刑罚痛绳群下”的习惯做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执政理念明显因经术之学的渗透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 　　尽管如此，班固在褒扬霍光“拥昭立宣”有“匡国家，安社稷”之功的同时，面对霍氏族灭的历史结局，却不由得发出了这样的慨叹: “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霍光死于地节二年( 公元前68 年) ，上距他“益重经术士”只有六年。班固的言外之意，似乎是说霍光如果能够早一些认识到经术的重要性，便会懂得保身持家之道，不至于深陷“盈溢之欲”，最终导致“宗族诛夷”的悲惨结局。与霍光本人从服务于“省政”的政治功用角度看待经术相比，班固将经术与提升人生境界联系起来。从河东籍官员尹翁归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