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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引入讨论，主要是因为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此后这一提法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报告中得到延续，并由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习近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就其核心主旨而言，主要是强调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应具有一种相对于传统人治思维与行政命令方式的价值优先性和实践重要性。在此之前，法学界主要用法律思维这一概念讨论法治实践中的思维方式问题，其侧重点主要在法学方法论上，并且成为新世纪以来法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新兴领域。2012 年以后，学界对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讨论变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于法治思维的概念意义、实践应用与养成方式三大问题上，尤其围绕法治思维的概念讨论占比多数。 当前学界对于法治思维的探讨，存在着三种偏向: 一是将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相对立。将现实实践中公民与政府习惯于从“政治”角度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定式与学理上的法治思维概念对立起来，但这实际上是两个思考层次的问题。二是将法治思维与法律思维等同。事实上，法律思维是一个学理上讨论更为成熟的概念，而法治思维则主要由官方最近提出并加以倡导，前者更多的是一个法学尤其是法学方法论上的概念，后者的内涵与外延则更为广泛与宏观。三是将法治思维与民主思维混同。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早期主要从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角度倡导和推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因而国内学界在讨论法治问题时，基本上将民主与法治并称，并未十分注意法治与民主两种治理方式内在的实践理论差异。 思维方式是历史与现实实践的观念抽象，是引导主体行动的心智程式。笔者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下，法治思维包括法治方式、法治能力等概念的提出主要还是在解决法治实践主体( 民众、官员、法律专业人士等) 的思想认知、行动选择和结果评价问题，要求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提高依法办事能力，作遵法、学法、守法和用法的模范。因此它仍然属于一般政治思维的范畴，尽管会受到职业法律人思维的影响，但主要是面向政治家、公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的常人思维，而非专业思维，法治思维所提供的亦主要是一种行动的框架性指引而非具体法律意见。另一方面，法治思维作为支撑国家治理实践的诸种思维方式之一，有其特有的内在品质，体现出它在基本概念、规范价值与实践原理上的鲜明主张，不能将其一概而论，丢失其核心主旨。在此脉络下，我们的讨论就必须首先明确法治思维作为一般政治思维的总体内涵与作为法治实践追求的独特意蕴。 就其总体内涵而言，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政治思维。法治的核心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与公共权力的控制，其基本的追求乃是克制公民与政府在认知与实现自身利益时的情感性因素，通过法律的规范导引提高其行动的确定性与合理性。因此，法治思维总是意味着对于行为与秩序的安定性追求，时刻保持对认知与行动上的恣意警惕。同时，此种理性政治思维所指向的乃是一般社会实践领域( 尤其是政治实践领域) ，即它主要是一种面对主体间社会交往的实践理性，解决的是如何合理行动的问题，其中必然涉及到价值的选择与权衡，因而其有效性标准不同于理论理性，正当性( 或合理的可接受性) 而非真理性是其更为核心的要求。 因此，法治思维总是要求公民与政府提供行动的实践性理由，避免行动判断标准上的“科学独断”。再次，就现代政治思维所诉诸的理论资源来看，强调多元主体沟通、追求程序共识的主体间理性( inter -subjective rationality) 已经取代带有个体独白性质的主体理性，语言哲学而非意识哲学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理论模式，哲学解释学、日常语言学、论辩理论、新修辞学、认知心理学等语用分析资源成为主要的思想养料。 因此，法治思维总是要求经由法律文本的意义澄清规制公共权力运行的裁量空间，避免日常政治话语叙述中的“含糊其辞”。权利与规则作为法治思维的基本范畴源于传统哲学上对于形式与实质的区分，在思维类型上属于实体性思维的范畴。将事物视为一种实体，进而将实体区分为形式的面向与实质的面向，以此来界定法律则权利构成了其内在实质，规则是其外在形式，权利是法律的质料，规则是法律的外衣，这是近代法治思维的基本理论逻辑。 就实践而言，近代形式法治模式构成了其思维的历史基础，它设想并推动以规则体系的建设构造出一个完整的法律秩序，将基本社会问题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同时以司法独立的体制保障确保规则适用的无差别性，用行为规则的明确性限制了公民和政府主观恣意的空间。而权利的确认、规则的构建又是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社会关系通过权利的媒介转化为法律关系，公民的自然权利经由国家确认上升为法律权利，其实际诉求经由诉讼的渠道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