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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清至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典当业发展状况及特征 　　典当业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悠久，它同钱庄、票号、合会等机构、组织以及私人借贷一起成为旧式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虽然典当业的资本实力不如钱庄与票号，在民间流行的程度也不如高利贷，但其产生的时间早，生命力旺盛，当铺数量庞大且面向穷苦大众，与主要面向商户的钱庄业和面向官府、巨富的票号业相比，典当业对广大农户和低收入群体产生的影响更大。近代以来，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就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研究成果相当丰富。然而，学术界关于中国典当史的研究，虽然在重视整体性研究的同时，也很重视区域性研究，但发展很不平衡，许多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关注华北、华东等地区，而对西北地区典当史的关注较少，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本文主要利用一些县志和调查统计资料，重点论述了该地区典当业盛衰的基本情况，力求通过和全国其他地区典当业的比较，展示其在发展和经营过程中的主要特征，以丰富西北区域典当史的研究。 　　一、清代西北地区典当业的繁荣 　　西北地区的典当业具体始于何时，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在清代至民初，这里以银钱业和典当业为主的传统金融已经相当发达。 　　资料显示，陕西典当业在清代最盛，康熙二十四年( 1685年) 有当铺200 家，典税银1 000 两; 雍正二年( 1724 年) 有当铺533 家，典税银2 665 两; 乾隆十八年( 1753 年) 有当铺1 373 家，典税银6 860 两; 嘉庆十七年前( 1812 年) 有当铺1 482家，典税银7 410两。另据《陕西通志·当税》载，清雍正五年( 1727 年) ，共有典当铺580 座，具体分布在各府、州、县。 　　即使到了清代后期，陕西的西、同、凤、汉、商、乾、延、绥、榆九府仍有当铺160 座，内除韩城忠信当于宣统元年( 1909 年) 正月歇业，白水信昶典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歇业外，实有当铺158 座。从资本额来看，大都在数千两至两万两左右，最大的有10 万两。当铺的类型大多是私人投资经营。 　　具体到陕西各县来看，延安地区各县在清末有典当46 家，其中，肤施县有11 家，安塞县4 家，保安县4 家，鄜县16 家，宜川县3 家。三原县在清雍正五年( 1727 年) ，就有当铺64 座，乾隆三十年( 1765 年) 增加至69 座。武功县到嘉庆七年( 1802年) ，当铺数增为4 家，清末，全县当铺“不足十家”。兴平县，在清雍正五年( 1727 年) 有当铺9 座，至乾隆四十二年( 1736 年)“仍有当铺15 座”。泾阳县，“清雍正时，全县当铺43 家”。 　　清初典当业在甘肃并不发达，直到康熙年间典当业在该地区开始繁荣。从当时编修的方志中的许多关于典当业的记载来看，在康、雍、乾、嘉四朝，甘肃的典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当铺的数量增加很快。如肃州“当税，原额当铺六十座。自雍正八年起，至乾隆元年止，陆续新增一十九座，二共当铺七十九座，每座每岁额征收税银五两，共征收税银三百九十五两”。甘肃省典当业发展的最高峰出现在嘉庆十七年以前，当铺数达到1 625家，其中康熙二十四年( 1685 年) 有当铺406 家，典税银2 030 两; 雍正二年( 1724 年) 有当铺695 家，典税银3 475 两; 乾隆十八年( 1753 年) 有当铺约543 家，典税银2 715两; 嘉庆十七年前( 1812年) 有当铺1 625家，典税银8 125两。 　　从甘肃各县来看，按清康熙三年( 1664 年) 规定的当铺每年征收税银5 两计，金县( 榆中) 年征收“当税银一百五十两”，应有当铺21 座。秦安县征收“当税银一百六十五两”。以每一当铺5 两计，应有当铺33 座。清末民初，靖远县城先后建小押当10 多处。清末民初，民勤县有当铺七八家，其中“公益当”“永盛当”“应义当”“东盛当”最为兴盛，铺面阔绰，资金丰厚。甘南地区临潭县的典当业始于清朝中期，该县最早当铺是“张家当”( 亦称“大丁当”) ，接着开设有“宋家当”，清末开设有“姜家当”。光绪年间又开设“万盛西当”。清同治回民起义给甘肃的典当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当铺大半歇业，直到光绪年间才又恢复起来。其中兰州地区的典当业在清末时期已相当发达，星罗棋布的当铺分布于大街小巷之中，不但数量惊人，而且种类齐全。临洮县在清光绪十六年( 1890 年) 成立的“仁西当”是同治变乱后成立的第一家当铺，随后发展至数十家。 　　同陕西、甘肃一样，当铺也是宁夏传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夏典当行业清初最盛，乾隆年间有当铺205 家，岁课税银1 050 两。其中宁夏县当铺44 家，岁课税银220 两; 宁朔县当铺48 家，岁课税银240 两; 中卫县当铺41 家，岁课税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