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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词、意识与艺术之间-当代艺术中心
在语词、意识与艺术之间
——关于徐坦“语词与艺术”展策划以及丛书编辑的谈话
时间:2010年1月27日下午
地点:广州,番禺,猫头鹰茶餐厅
对话:黄专 、 徐坦
记录整理:王景
1.作品文本与丛书
黄专:丛书的编辑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到展览如何做的问题。我觉得我们之前编辑的几本丛书的方法都不太适合你这个展览,所以需要考虑一种新的编辑方法。比如张培力的作品具有某种相对独立性,所以他那本书可以编年方式来编,对各种图像技术参数进行严格记录。但你的很多录像作品,本身都与方案“文本”相联系,图像、文本和现场的其它因素具有混合性特征。
王景:他的很多作品不是单独的,而是项目型的。
黄专:对,所以无法简单地把这些东西罗列出来。据我的了解,你的作品大概可以粗略地这样划分,1992年到1996年为一个阶段,基本上是在国内活动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大尾象”活动的时期,作品主要针对本土问题,采取的是一种“街垒式”的方式——我是按照作品的性质和意义来分的。1997年以后,我觉得关于图像、文本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作品多一些,强调观念,但也和之前有联系,到了2005年,就开始了关键词项目,是吧?《松了》这个展览,谈了100个常用词,是“关键词”项目的观念起点,是吗?
徐坦:其实在那个时候已经做了一些采访了,开始思考如何使用这些采访。到了《100个常用词》的时候,想法已经开始明显,那个时候“常用词”指的是“流行的和重要的”词,后来觉得“常用”限定性太强了,是一个比较狭窄的含义,就用了“关键词”。
黄专:现在我还是先从编辑画册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就我的粗略了解,从作品的类型来分,1992年到1996年,作品基本上是装置、现场,比如说作品《三寓路14号的改建与加建》,里面的图片元素基本上是与文本材料相关的,1997年以后在国外做的作品文本运用方式似乎有点不一样。比如说在“关键词”项目中录像、图片主要与“词语”这种概念文本有关了。你作品中文本材料与视觉材料有着一种复合性的关系,不知道能否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方式来做这本书?
徐坦:如果只关注“关键词”项目这部分来做——我估计到了OCAT的个展的时候,“关键词”项目应该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了。我倾向于将“关键词”项目作为主体,前面的作品作一个浓缩的背景。因为“关键词”项目也已经开展5年了,
黄专:可以,原来我想着也像张培力那本书一样,将你之前每个作品的视觉和文本元素提取出来,当然提取的是另外一些性质的元素,比如《无题——做梦的猪》,就要把“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的语义来源及意识形态历史清理出来,像50年代中国就有《知识就是力量》这样的科普杂志,它如何构成一种权力话语形式,还有作品中使用的典故——“庄周梦蝶”,都可作一些语义学的梳理。在这里可以保持一种客观主义的态度,严格按照作品背景文本来做。在你的作品中,“文本”很重要,它构成作品的一个基本的意义网络,就像“剧场”构成汪建伟作品的意义结构一样,能否围绕这点来着手?如果将“关键词”之前的作品只作为背景的话,也还是需要对它下功夫,就是也要对每个作品做文本元素的提炼,实际上这也有点像在做“关键词”,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构成一个文本?
徐坦:在《新秩序》中,也用了30多条类似口号的文字……
黄专:这与以后的作品有贯穿之处。我觉得只靠图片或者DVD的图像记录,都没法完全包容你作品的信息——我编辑丛书的想法实际是非常古典的,我觉得“画册”保存当代艺术资讯的力量其实很弱,保存资讯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现场记录:使用材料、空间、技术参数等,另一方面是它的一些背景性的东西,即构成它逻辑性的内核,这方面只有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获取。现在已经不像传统编辑画册的时候了,只要有精良的作品的图片和背景就完成了,保存当代艺术作品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张培力在OCAT个展的那件作品的实现过程本身就已经可以编一本书了,他之前的作品,其实还没有完整的“现场”的想法,到了OCAT的个展,就真的是在考虑空间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了,最开始他有三个方案,我跟他讨论了很久,过程很有意思,在这三个方案中不断地升华出“现场”和影像构成的关系,这个关系有很多就是“逻辑”、“观念”的问题,比如在OCAT展厅的现场,光是调灯光,就花了很多时间,还有就是多频录像和单频录像的关系,声音与无声的关系等等,实际上在这个展览策划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构成他逻辑思维的整个过程也都是“现场性”的,都没法记录,只是后来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才大概陈述了为什么从三个方案中选了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所以我觉得一个当代艺术的画册最后保留的信息量很微弱,只是保留了一个“画面”。你的作品很多逻辑都是隐性的,不是显性的——包括使用的很多文本,当然有些可以通过交谈来呈现,交谈本身有一种游走性,游走性本身也是一种作品方式,但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大量客观地保存这些信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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