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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的全球化行动：问题与展望 　　摘 要：在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实施已经由政府主导向院校主导转移。当前，国际化已经成为中国高校的自觉追求，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特征。但是，中国高校全球化也存在一些问题，缺乏系统的战略规划和专门的经费预算，也少有对国际化建设成效的自我评估；国际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国际化开放度不够；国际化的外部意愿明显，内部动力不足，国际化成效不显著；以人员交流为主，教学和科研国际化程度低；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校还没有形成对等或平等的交流格局，合作层次较低。 　　关键词：中国高校；全球化；国际化；行动 　　全球化是一个涵盖多层面、多主体的复杂现象，包括从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大学、院系到个体的全球化[1]。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实施已经由“国家-政府主导型”逐步转变为“政府-院校协作型”和“院校主导型”[2]，全球化行动的主体和重心正在下移。关于“行动”，词典的解释有三种：（1）行走，走动（动词）；（2）指为实现某种意图而具体地进行活动（动词）；（3）行为，举动（名词）[3]。生物学中的“行动”（locomotion），指生物在空间的整体移动，不包括被气流、水流或其他生物带动所造成的被动移动。在心理学中，“行动”指有意识的动作。社会学家把“行动”称为互动，即社会行动（韦伯）；一切行动都是行为，但并非所有行为都是行动（帕森斯）[4]。文章将高校的全球化行动理解为从计划、组织、实施到结果的一系列过程，侧重考察其国际化面向①的制度建设、条件保障、交流活动等几个方面。 　　香港比较教育学会2014年度学术年会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呈现出高校的国际排名日趋上升、国际化程度稳步提高等显著特征[5]；同年，西南交通大学“高校国际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学生国际化、教师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交流、文化传播交流、国际显示度、国际化保障7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44个三级指标对112所高校进行了国际化水平排名；2015年，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状况调查”通过国际化战略、组织与管理、教师、学生、课程与教学、科研、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等9个一级指标、22个二级指标、94个三级指标，对1205所高校进行调查[6]。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状况日益引起各级政府关注并进入政策议程。 　　文章根据本研究的目的进行独立问卷调查，主要从制度建设、条件保障和交流活动三个方面分析中国高校全球化现状，探讨取得的进展与存在的问题。 　　一、问卷设计 　　问卷除基本信息外，共包括3个部分40个问题，其中包括制度建设方面7个、条件保障方面16个、交流活动方面17个。制度建设是固化的活动，也是系统化的保障条件，它在中国高等教育全球化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全球化制度的有无和健全程度反映了一所高校对全球化的重视程度。这里的制度涉及全球化战略、管理规定、例行安排等；条件保障往往与制度相配合，完善的制度一般有诸多的措施来保障落实，制度缺乏或不完善的高校，其保障条件也是零散乏力的；交流活动是全球化制度的具体实施，是其目标得以达成的关键，也是条件保障的对象。如果说制度与条件都是静态的，那么交流活动无疑是动态的，是全球化的实现形式和现实路径。 　　问卷经过前期试测后发放，一部分是通过QQ群和邮箱找到不同高校的教职人员，请他（她）直接登陆“问卷网”（http：///）填答；另一部分是通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培训班（两期）发放纸质调查问卷。除这两者之外，网上自愿填答者很少。 　　“问卷网”回收有效问卷207份；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校长培训班（两期）共发放问卷118份，回收有效问卷117份，合计有效问卷324份。其中，“985工程”大学47份②，占14.5%；“211工程”大学46份，占14.2%；地方普通院校213份，占65.7%；民办院校和其他高校分别为4份、14份，各占1.2%和4.3%；没有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人员参与答卷。 　　考虑到作为学校的高层，校长掌握相关信息较为充分，在具体分析的时候，如果两期校长培训班的调查结果与总的结果有较大差异，则以括号的形式说明。当然，我们并不能轻易做出判断，认为校长的回答比其他人的回答更为客观准确。因为调查结果表明，很大一部分高校的国际化（全球化）行动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作为一项重要战略议程与学校的其他活动分离开来。 　　二、调查结果 　　（一）制度建设 　　超过一半（两期校长班的问卷统计为47%，略有出入）的高校制定了学校层面的国际化发展战略；有70%高校制定了资助师生出国（境）留学或参加国际会议的管理规定；有80%高校制定了来华留学生和外籍教师管理规定（超过了相应的出境规定比例，似乎说明高校整体上更倾向于引进而不是送出）；一半的高校定期召开全校外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