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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对“封建专制”概念质疑 　　“封建专制”由“封建社会”衍生而来，是一个纯粹国产的概念。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们把秦汉至明清的中国社会叫做“封建社会”，相应地把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叫做“封建专制”。接着又把这种认识加以推广，得出了类似这样的结论:“专制主义是一种世界现象”，“自罗马共和国蜕变为罗马帝国之后，直到近代资本主义政治之前，无论东方西方，所有的帝国、王国的政治体系都属于专制主义范畴。”这种观点在中国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不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而且欧洲中世纪末期的绝对君主制也属“封建专制主义”。现在，经过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质疑和论证，我们知道这是对“封建”一词的误用和滥用，不但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符，而且也直接违背了史实。例如北成教授就曾撰文指出:“在马恩那里，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这是两个不相兼容的概念。凡是典型的、纯粹的封建主义，必然是等级的所有制，其统治权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只存在于没有封建主义的东方社会，它只是东方专制主义。 　　西欧中世纪是典型的封建主义，因此没有专制主义。”西欧中世纪末期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君主制，西方称为absolutemonarchy(绝对君主制)，这样的国家称为绝对主义国家。我国学术界习惯上把“绝对主义，” (absolutism)译为“专制主义”，结果把欧洲的绝对君主制混同于我们的专制主义了。就中国来说，秦汉至明清的社会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不是封建社会，周代才可以说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因此，“封建专制”也不适用于中国历史，它压根儿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荒谬概念。 笔者以为，大致说来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不过单从范畴上讲，与封建相对的是中央集权而不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固然是君主专制的前提，但至少在理论上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君主专制。具体到中国来说，与封建制相对的是郡县制，在历史上与之相应的的确是大一统的皇帝独裁专制，但那并不是郡县制的必然结果，因为郡县制只是取消了封建制下地方相对于中央的独立地位，形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而不能决定中央政权采取何种组织形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理解现代历史上那些“郡县制”国家为什么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封建制虽与郡县制相对，却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它体现的也仅仅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土地所有制，从而也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它的特点就是等级所有、层层分权，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不可能形成君主专制。但是，由于学者对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始于何时、周代实行何种政体、西欧中世纪末的绝对君主制属何种性质等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并不是人人都能认同以上的观点，因而还有再做申论的必要。 　　中国专制统治的建立，一般认为肇始于战国，完成于秦汉。也有人认为，周甚至夏、商已经是统一的专制国家;还有钱穆等个别学者认为中国从来就没有专制统治①。笔者这里仍然坚持一般的观点。夏、商、周三代，是早期国家初步形成并得到很大发展的时代，学者或以为属氏族时代，或以为属部落联盟时代，或以为属族邦时代，或以为属方国时代，或以为属城邦时代，或以为属酋邦时代等等，意见颇不一致，但都承认这是一个方国或侯国林立的时代，而且所谓“国”其实就是氏族或氏族的联盟。夏、商、周也是这样的国家，但它们靠武力征服成为诸侯的共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号令天下;而且商王、周王有时自称“帝”，西周实际上建立起了庞大的封建帝国，因此现在有的学者也称其为“大一统的帝国”，与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混为一谈。持此说者常举《诗经。小雅。北山》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据。其实，孟子早就说过，此诗所表达的乃是“劳于王事”者对“不得养父母”和“我独贤劳”的怨诽(((孟子。万章匕》)。所谓王事指向四方开疆扩土的战事，因为当时还存在大量尚未臣服的侯国和无所归属的“野人”。可见“莫非王土”、“莫非王臣”云云，当时只是一种理想，而远非现实。 　　而且所谓“天下”，也只是一种理念中的无远弗届的文化共同体，而不是一个可以行使无限统治权的政治实体，与秦以后的统一帝国不可同日而语，与现代的主权国家更是少有共同之处。下面的论述还将证明这个“天下”的权力结构和君臣关系也与专制时代大相径庭。 夏之禹、启时代已经形成了世袭的王权和家国的合一，并且一经形成就再也没有中断。有学者就是以此为据断定中国的君主专制始于夏代，并以宗族血缘关系作为君主专制的基础。的确，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与西方显著不同，西方古代国家如希腊、罗马产生于氏族组织的瓦解，而中国的夏、商、周都是直接脱胎于氏族组织，因而保留了原有的血缘关系，并直接转化为政治国家的组织形式。这起点的差异导致中西方以后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家国分离以至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