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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谈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基础与实现路径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已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文简称《决定》) 。《决定》明确提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扩大参审范围; 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警务公开、狱务公开; 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等等。”《决定》“不仅揭示了我国司法制度的人民属性，也指明了司法体制的改革方向和具体要求”。公众参与司法在我国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然而，如果我们不能从理论上深刻解释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果不能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深入剖析我国当前公众参与司法存在的诸多问题，“公众参与司法”不免只停留在口号式的文宣层面，很难在司法改革的实践中得到实质地推进。本文尝试对公众参与司法的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行理论解读，进而探讨公众参与司法的限度，并结合国家层面对公众参与司法的回应，解读公众参与司法模式的转变，以求一窥我国公众参与司法的改革方向。 　　一、前司改时代公众参与司法的实质性缺位 　　作为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一轮司法改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向纵深展开。这里所谓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是相对于1998 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司法改革而言。考虑到两轮司法改革开展在时间上承接的紧密性，我们姑且称上一轮司法改革开展时期为“前司改时代”。从制度的建构角度来看， 2008 年之前的司法改革目标主要是“通过对抗制诉讼结构的塑造和法律人的职业化，来消除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与大众化”。改革的结果却并不让人满意。1998年至2008 年的改革重点一直聚焦于司法职业化这一问题，当未取得预期的改革效果之后，改革又转向强调办案的社会效果和司法维稳。在司法职业化未能真正完成，司法的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尚未达标的情况下，而所谓的民意对司法的影响日益扩大，重新提倡马锡五审判方式又似乎在否定原来的职业化路径。从表象来看，我国公众参与司法在上述背景之下蓬勃发展，但从实质来看，公众是否真正能够有效参与司法，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一个现实问题。 　　( 一) 参与司法的主体公众性低 　　在我国，公众参与司法的最主要制度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2003 年，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检察机关的提议下开始实施。紧接其后的一年间，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也在立法上有了新发展，即出台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创立初衷主要是通过引入公众参与对司法机关施加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外部制约，而司法实践却与此相差甚远，特别是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普遍呈现出“同质化”趋向，不足以体现出公众性。 　　大部分地区，人民陪审员的来源多为党政机关干部、社区乡村干部、学校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某些地区，人民陪审员中拥有党政干部身份的比例奇高，这既使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减弱，也使社会特定群体无法有效参与司法④。此外，当前我国人民陪审员的任期相对较长，人民陪审员的流动性低下，甚至出现了陪审的专职化，有些人民陪审员俨然已经成为“编外法官”，较低的流动性也使得更多的公众没有机会参与陪审。 　　与人民陪审制类似，人民监督员的选任也不足以体现公众性。人民监督员制度实施至今，选任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甚至有些地方人为地拔高选任要求，仅学历一项限制，就把很多公众排除在备选范围之外了。而且在推荐单位中，党政机关、工青妇、辖区内的龙头企业( 大多为国企甚至是央企)占据了人民监督员候选人的绝大部分席位，“国字号”单位工作人员、共产党员比例占绝对优势，工作环境和政治背景的局限使得被选出来的人民监督员的公众代表性不足。简言之，在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并没有反映出公众性，当然也就不能保证司法参与的公众性了。 　　( 二) 公众有效参与司法的渠道单一 　　我国现阶段在法定范围内，公众参与司法的渠道非常有限，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形式较为明确的公众参与司法主要是人民监督员制度和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两种形式的公众参与司法也主要局限在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只涵盖了刑事司法有限的阶段，而对司法其他阶段和环节的公众参与却存在诸多制度上的空白。例如在侦查阶段的公众参与仅限于边缘性的举报、扭送。在整体上看，侦查阶段的公民参与不仅形式非常有限，发挥的功能也主要是协助，而且缺少制约型和监督型公民参与途径。在执行阶段，公众参与司法的程度也在减弱。与我国之前在刑罚执行方面侧重于依靠群众不同，随着传统社区中熟人社会关系的逐渐瓦解，群众和基层组织在协助司法机关帮助服刑人员回归社会等方面发挥的功能实质上在日益削弱。 　　( 三) 公众参与司法流于形式 　　长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