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刑事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的探索.docVIP

域外刑事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的探索 　　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就是从非法证据延仲所取得的证据，追溯源流来自国外的“毒树之果”理论，对其取舍所反映的是法律价值取向的博弈，考察毒树之果，对国内的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的审视有其裨益。 　　一、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毒树之果)的界定 　　非法证据的证据问题，涉及非法证据排除及其密切相关的“毒树之果”。显如何家弘教授所说:“在美国的刑事司法制度中有一个颇为著名且颇具特色的法则，即毒树之果法则。按照该法则的规定，通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搜查、讯问等侦查活动获得的证据材料不得在审判中作为证据。尽管这些材料是可靠的，而且确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但它们也必须被排除在证据之外，因为获得这些材料的行为是不合法的。换言之，有毒的树结出来的果实也一定有毒。” 　　我国台湾地区在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研究中，通常误解“毒树之果理论”。台湾地区在司法实践中的证据禁止判决引起关注后，连立坚律师认为:“此次台北地方法院能破除迷思，采行毒树果实理论，认定非法采证之证物无证据能力……”其后，学者黄东熊指出该判决无关毒树果实理论，该案只是因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而没有证据表明此证据会以合法方式获取其他的证据。实质上，毒树之果与毒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毒树之果所指的毒树是以违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而从中获取的证据资料，依据“毒树”中的线索所得到的其他证据，被视为“毒树之果”。“毒树之果”理论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的派生。 　　二、域外非法证据取得衍生证据的比较 　　(一)美国是毒树之果的原产地，以违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为线索，依此发现并获取了其他证据(派生证据)，那么该派生证据是否具有证据能力，由此产生的是该派生证据的获取证据程序本身具有合法性，该证据先前的程序有非法的状况。美国因违法获取的证据既有言词证据也有实物证据，均属于“毒树之果”。 　　从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来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禁止用某种手段获取证据的本质，并不是指该证据不能被法院所采纳，而是在原则上就不能予以适用。在该案中，联邦特工人员以违法手段扣留被告的书籍及记录，而被告赢得了法院判决还其书籍及记录。特工人员服从了法官裁判，不过在还被告书籍和记录前，将该物品实施拍照。在裁判中，控方依据该拍照物品要求法院签发传票。最高法院裁判以此违法收集的物品申请签发传票没有证据效力。西尔弗索恩案件诉求排除违法证据所派生的证据，就是“毒树之果”规则的最早判例。 　　1939年纳多恩等人诉美国联邦政府案，该案的争议焦点是依据《联邦通讯法》第六百零五条之规定，除禁止使用违法监听获得的通话内容外，是否还禁止控方用其他派生方式进行违法监听通话的内容，换言之，以违法监听获取的通话内容进而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加以排除。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联邦法院审理的刑事案件中，违反1934年的《联邦通讯法》行使监听所获取得证据不予以采纳。该规则既适用监听直接取得的通话内容，也适用以此通话内容而取得的其他证据。并指出，在初审法院，辩方应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对监听是否违法，有辩方举证。如果非法监听事实成立，控方可要求以独立来源等例外的情形对该派生证据进行采纳。在该案件中，最高法院首次使用“毒树之果”的术语。借用此比喻，该判例确立了其规则:凡以违法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即使借助该证据所取得的派生证据，也应加以排除。随后的王森案，最高法院把该规则正式适用在第四修正案方面。 　　美国在适用“毒树之果”理论之外，也考虑其对社会危害、控制犯罪可能所导致的不利影响，对此，不能任其适用该理论，否则会引起更多的犯罪，而借助该理论逃脱法律的制裁。为此，联邦最高法院明确了例外的情形，“独立来源”例外与“稀释”的例外。目前，美国对“毒树之果”的证据能力的处置并没有大的变化。 　　(二)英国对毒树之果的处理 　　所谓的“毒树之果”就是被告人供述所衍生的其他证据，换言之，非法获取的供述极易导致毒树之果的产生，英国的法官对非法证据享有自由裁量权，对非法证据可以排除，也可不排除，排除毒树，也会排除之果;实际上英国传统法律是不排除毒果的。 　　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确立了非法自白证据，同时对非法自白证据的派生证据也设置了相关的规制。依据该法第七十六条第四款规定，“被告人供述被全部或部分地排除，该事实并不影响以下事实作为证据的可采性，根据被告人供述所发现的事实;或者如果供述存在相关性是因为它能够说明被告人以某一特定方式说过，写过或表达过，则为说明他曾这样做过所必须的供述部分。”以此显示英国并没有采用“毒树之果”的理论，或者依据被告人供述所发现的证据，法官可以作为证据采信，当然供述本身或许不具有采信性。英国法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