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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极其发达，明代民事法律关系的各个方而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契约习惯的规范和调整。研究明代契约习惯，对深入了解中华法系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笔者拟从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及其与明代制定法的关系入手，对明代民事契约制度进行一些探讨。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的特点 　　明代民事契约习惯不仅在范围上包括人身财产权益法律关系的各个方而，同时在契约当事人方而表现为三而性，明代民事契约习惯还具有“合同”文书、所有权证明文件等多种功能作用，在构成要件上则表现为高度完备性，在功能、形式上则具有多样性，在权益分配方而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性和自愿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明代民事契约法制度代表了中华法系民事契约法律制度的优秀成果。 　　范围上的普遍性 　　首先，在明代物权法律关系的方方面面，契约无处不在。不动产物权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房产所有权。在明代，无论土地、房产的买卖、典当或者出租，都以契约的方式进行。明代的土地包括田地、山地、坟地(也有称坟地为山地的)、荒地等。房产则包括宅基和地上建筑物。与宋、元相同，明代的土地买卖全部采用签订契约的形式完成。与宋、元不同的是，明代官府对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限制更少。在宋、元，民间土地房产交易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即要“先问邻亲”，邻亲不买时才能向邻亲以外的人交易，以维护宗族的利益。就现有史料看，明代的这种限制则明显减少。即当事人只要到官府“税契”、“过割”，交易行为即告完成。也就是说，只要官税有着落，土地房产可以不受限制自由地买卖。明代土地房产交易习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为了稳定租佃关系，业主可以在出卖土地时将佃户一并转移给买主，即“佃随田走”，甚至房屋买卖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现象，这是中华法系“买卖不破租赁”民事法律规则的充分体现。在明代，土地不仅可以买卖，而且可以典当。但是典与卖的价格相差甚远。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土地价格不断上涨，致使田主出卖土地后悔约找价以及以卖作典、典卖不分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引发了许多诉讼官司。为了保护田主的权益，官府往往判令买主“找价”，向原田主交付一定差价补偿以满足田主的要求。为明确土地权益转移方式，避免纠纷，民间土地交易契约便出现了多种形式，不仅有卖地契，还有活卖契、绝卖契，甚至还出现了“找价契”。土地所有权交易契约之外尚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契约，即“赔田契”，这种契约的出现说明当时穷人无钱置地，也可以参与到土地经营行列，为明土地权益转移契约增加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代动产交易习惯除即时银货两清之市场日用品交易外，大宗的货物交易或使用权转移也普遍使用契约形式完成，如牲畜、车船、磨碾交易或租赁使用。在《考释》中就收有一份“某年雇驴契”，虽然这份契约的年份无法确定，但是明代中期的此类契约明显增多。据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考证，“明代耕畜买卖己有了通行的契式”。杨氏是研究明代契约的大家，根据其书中描述，可见其见过的明代契约类书极多，因此其下结论说明代大宗动产交易及典雇己普遍使用固定格式的契约应是很可信的。 　　其次，明代的人身权益法律关系方而同样存在诸多契约习惯。明代的契约习惯在人身民事法律关系方而的体现主要有婚姻、继承、收养以及劳动力的雇佣等方而。关于人身劳动雇佣行为的契约在宋代己出现，但从现存史料看宋代的雇佣契约当以“要契”、“私券”的方式出现，根据当时社会发展状况，立券的目的应是雇工为家庭生产生活服务。至明代，这种雇佣的方式和范围则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所雇佣既有家庭生活，又有农业生产，更有手工作坊的工匠。从时间上，既有短工、忙工，又有长工。这些形式不同的雇工，都以口头的或书而的形式与雇主订立契约，并且就长工而言，“有明一代，·····一般都要订立书而契约，未写立文契的只是些例外”。并且，这些契约与其前代(宋、元)时的“文券”有本质的区别，即宋、元时代的“文券”、“要契”实质上具有家长向富人出租、典卖儿女人身的性质，而明代的雇佣则明显具有平等主体之间合约的性质。在这些契约习惯中雇主称雇工为“长工”，称短工为“凡人”。“长工”因长时期在雇主家吃、住、劳动，因此称雇主为家长，但是此处的“家长”是因契约而产生，其听从家长指挥的范围也是由契约事前约定，因此与由血缘而产生的家长有本质的区别。而“短工”则不受雇主任何约束，与雇主平起平坐，依约劳动并领取“工值”。 　　明代的契约习惯及其发达，与明代的国家制定法相表里，形成了明代发达的民事法律体系。 　　(一)明代民间契约习惯与官颁契约格式相补充 　　尽管明代民事契约习惯是在继承前代民事习惯法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但在契约格式上官府对民间契约习惯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采取法定契式、官颁契式与民间习惯契式相结合的方式。法定契式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