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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理论与实践创新 　　一、历史、现实、未来地看待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需要几代人为之奋力的伟大事业。实现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应当客观地看待依法治国的历史发展，包括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应当积极面向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从民族复兴大业到百姓日常生活，从民主政治到民生社会; 应当认真正视依法治国的走向和未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任重道远，需要不断增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信念。首先，历史地看，民主法制( 法治) 风雨飘摇、跌岩起伏，从建国初期新法制建设，中经包括“文革”十年在内持续20 年的人治时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启民主法制建设，中经包括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30 多年法制改革和法治发展而进入稳定时期，再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开启法治建设新时期，或者说开辟法治建设新时代。 　　六十五年前，协商建国与共同纲领成为新法制建设的起点。废除旧法统、巩固新政权迫切需要建设新法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创造了以1954 年宪法为代表的民主法制建设的短暂辉煌，初步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民主法制局面。但在随后的二十年间，国家制度建设基本荒芜，国家治理领域人治盛行，建国初期的法治建设成就损坏殆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得以重建。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民主法治建设的历程看，民主法治理论和实践不断创新发展。从邓小平时期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以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到江泽民时期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再到胡锦涛时期的“要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是依宪执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一再强调法治作为治国方略、治国理政方式的重要意义，对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作出了系统阐述，比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党要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等等。这些新的法治理论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四中全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应运而生。其次，现实地看，不能就法治而法治，应当将依法治国与中国梦、小康社会、执政兴国、国家治理等联系起来，在与民族复兴、国家进步、社会文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联中发现和突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意义。从广泛意义上讲，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与法治中国建设紧密关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将各个领域、各项事业、各类工作纳入宪法框架和法治轨道，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法律保障。从实际意义上讲，法治关联着民主、关系着民生、维系着人权。从民主-法治的逻辑出发，法治成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结社权、监督权等逐步获得法律保障; 从民生-法治逻辑起步，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和加大重点领域执法力度，法律保障百姓切身权益、生活质量、安全需要; 从人权-法治逻辑迈步，法律重划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边界，加强人权司法，确保人们从每一个司法个案中体会到公平正义。毫无疑问，这都是依法治国更为具体的展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通过法律促进和保障改革、发展和稳定，确保人民群众能够获得最大的制度红利。法治概念不是虚化的，它维护民主、促进民生、保障人权，融汇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通入执政党的思想体系，维护稳定与维护人权相统一，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让法治在传统道德领域充分发挥保障作用，充分体现了新一届执政集体执政思路所富有的极强的法治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将法治国家建设纳入小康社会建设指标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规划，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讨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具体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任务。在走向2020 年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的进程中，全面深化改革是必需的方式和手段，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根本促进和保障。再次，面向未来地看，在长达36 年改革和民主法制( 法治) 建设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再经过一个36 年，近期的标志性进展将是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而远期目标就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从1978 年改革开放到本世纪中叶，时间已经过去一半，经济改革、社会建设、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的法治进步，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局面。当前，也就是全面深化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