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及其当代法治启示.docVIP

王安石变法的“三不足”及其当代法治启示 　　一、问题的提出 　　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其任宰执期间主持了著名的“熙宁变法”，又称“王安石变法”。对此，历史褒贬不一。自宋至清末，舆论压倒性的是批判。而清季以降，国事遭难，举国上下要求改革、革命的呼声渐起，以梁任公为首对王安石一转固有的批判态度，认为《宋史》之中“其谬最甚，而数百年来未有人起而纠之者，莫如所记关于王荆公之事”。结果，“受梁启超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从正面评价王安石，基本上肯定王安石的变法”。在王安石变法中，他一反儒家主流观念，试图以无畏的精神推行改革，但是这一做法却使得传统的权力控制方式受到了沉重打击，并为北宋衰亡埋下了祸患之一。 　　王安石在变法中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思想，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并被论者称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精神而加以褒扬。因王安石变法冲击了宋初形成的制度秩序，所以保守派以传统的灾异论、祖宗之法等为武器阻挠王安石变法的进行。但王安石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三不足”对变法提供理论支持，反击保守派。这对突破旧时代旧观念的束缚，打破成见，推动政事进步的意义不言而喻，甚至对时下的旧制度批判也具有借鉴价值。 　　二、“天变不足畏” 　　天是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来源，并且对皇权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从思想层面来讲，“传统中国政治上的正统及基本法律理念，无不肇基于宇宙存在原理的天理，或天秩概念”，而且从周代开始就有了比较系统的天与政权关系的理解，所谓“天命靡常”，“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天命观到了唐代被法制化，成为国家律令中的规范话语。从制度层面来讲，天命与君德具有内在联系的观念，使得天能够以拟制法律的形式用灾异论来影响现实政治。 　　宋代仍旧秉承了历代关于天的观念。靖康之难以后，大臣议论钦宗南归则名分何定，赵鼎言到“上登基即久，四见上帝，君臣名分已定，岂可更议!”可见天仍然被认为是皇权合法性的来源。《宋史》载：“时禁臣僚越职言事，弼因论日食，极言天变莫如通下情，遂除其禁”。富弼以日食为契机，实现了士大夫越职言事的一次政治体制突破。因此，富弼本身对于天与“灾异论”之间的关系有深刻的敏感。故此，当“时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然后“上书数千言，力争之”。而且天也是皇权自律的一种制约，“六月乙卯，以去夜月食，出宫女百余人，以应天变修阴教”，这正是一种自我约束的皇权之反应。 　　三、“祖宗不足法” 　　天命之下，皇权有其理念上的合法性，而继体之君则需要通过承继祖灵的方式来彰显其合法性。在人主以德得天下的逻辑下，历代开国之主是最有德的，“古者明君爵有德，必于太祖”。因此，开国之君往往多被神话衬托其不凡与神圣性，如《史记》载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又如司马光所言，“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反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 　　后世皇帝的地位是从先代君主那里获得的，故此有所谓继体之君的说法。宋代有个典型案例，即濮安懿王事件。宋英宗本身是宋仁宗的养子，他即位之后想要尊奉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结果遭到群臣反对。为此，司马光连上数奏，劝谏英宗，最终反而酿成了一次大规模驱逐谏官的事件。对此，司马光明确指出，英宗是继体之君，受仁宗大恩，焉能复认濮安懿王为皇考。可见，君主权力的家传承模式并没有使得仅从自身就获得绝对合法性。继体之君乃是从前代君主身上获得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因此，祖宗之法意味着对于君主权力的肯定，意味着继体之君的权力来源。否定祖宗之法则意味着否定君权本身。 　　四、“人言不足恤” 　　所谓人言，又可称流言，乃是“流俗之见，流俗人的言论”。所谓流俗之见，与其说是反对派的声讨，不如说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的声音。这样的分析被下意识地加入了这样一种观念：凡是激进于改革弊病的，无论采取了何种手段都是合理的;凡是主张保留原初社会结构的，无论是为了什么，也都在本质上是不合理的。这样贴标签的做法容易使人忽视对其更深刻的分析。 　　钱穆指出，“反对王安石的，则大都是当时的所谓君子”，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等，另有一批台谏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和冯京，侍御史知杂事陈襄，知谏院胡宗愈”等。这其中有朝廷元宿，有地方官，也有台谏官。可见当时所谓的保守势力何其庞大，而王安石面对的压力又何其巨大。邓广铭考证指出，王安石变法之时，固然对所谓流俗嗤之以鼻，但是却区分人言与流俗，对地方百姓的呼声十分重视。但这种态度却没有制度保证，或可流弊更广。因为这种态度是加强君主专制的结果，依靠的是君主的权威，背后也不过是君主的英明，而在专制皇权统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