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宪政研究专号”对英美宪政的介绍与探讨.docVIP

第二次“宪政研究专号”对英美宪政的介绍与探讨 　　诚如关国人鲍惠尔所预测，那些曾经对英关两国宪政文化采取积极效仿姿态的欧洲国家，出现了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些国家大多抛弃了欧关民主政治观念，走上了一条鲍尔希维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民主专政道路，有的甚至与英关宪政文化相差迥异。而对国际宪政发展的新局络《东方杂志》第二次开启“宪政研究专号”栏口，再掀宪法与宪政的讨论高峰。在1933年的专栏中，有17篇文章及时地刊登出来，但由于时间的仓促，仍有10余篇文章延迟到了1934年4月第31卷第8期以及其后数期，才得以“宪法问题”的栏目再次刊登。引发这场大讨论的主要原因，来源于英关各国古典宪政模式的更新，代议政治在欧关各国开始衰落，议会权力沦为政党操控立法的手段、行政权力亦受到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民直接立法与大总统权力干预，对此，一些学者开始重新评判英国和关国的宪政模式及其价低“关国宪法不是理想的宪法。就是在我们这一世纪，也难有理想上的东西，不要说那时候了”，但是在关国宪法的制订过程中“聚集了有学识的人，来改造政体，要比着兵戎相见进步了许多，这是英关人的特点，也是可以使人钦佩的地方”。可见，学者已经意识到关国宪政文化背后的真实价值，用知识来构建法治精神、实现三权分立、开展联邦制，并最终相互协商、达成共识，这才是关国宪政的根本精神，这种传统是近代中国最应当借鉴的。因此，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就用五权宪法来弘扬中国宪政的实质精神，提出制宪必须合乎时代和国情的需求“我们所需要的宪法，已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议会政治的宪法，也不是以阶级专政为出发点的苏维埃式的宪法，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当然，此言一出，许多人士又批评该立宪方式大有“以党代国”之势。故，在此基础上，中国法政人士又一次开启了对英关两国宪政文化的学习与讨论: 　　其一，重述关国宪政主义中所弘扬的宪法权威与行政权力。在第一次“宪法研究专号”的讨论中，对代议制的改造以及发展直接民权和职业代表制的思想日趋兴盛，英关国家行政权与立法权时常发生冲突，有时议会的立法开始干预行政权的行使，同样行政机构有时也会在立法框架之外开展政治活动，这有可能降低行政权的现实效率，这种状况已被一些学者所关注“吾人主张制宪时，应予行政机关一种稳定的力量，不至常受议会所掣肘，反而酿成两权间的对峙。”因此，按照关国宪法中的总统制原则提升行政权，被众多学人所提倡，他们希望以此改进中国的宪政。 　　其二，借鉴英国宪法上的出庭状制度保障公民的消极自由权力。由于民国初年袁世凯与黎元洪暗中勾结杀害武昌首义的英雄张振武案，使戴季陶、章士钊等人纷纷认识到保障革命人士人身安全的紧迫性，以此防范大总统独裁下，干预司法随意逮捕杀害进步人士做法。于是，章士钊提议借鉴英国宪政中的“出庭状(Writ of Habeas Corpus)”，也就是今天通说的“人身保护令”。出庭状是一项起源于英国的法律制度，属于公民人身权利中的消极权利，即，在公民被监禁的情况下，可以向英国高等法院请求其颁布有关命令，要求监禁者将被拘留监禁的人移交至法庭，并迫使法庭审查监禁的缘由，这种令状就叫作“出庭状”。显然引入该制度是对公民权利中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并重考虑的产物，也是宪法保障公民权利观念兴起的体现。对此，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伍朝枢就在制宪中反复提及该项权利:“宪法最大的目的，在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谋幸福，莫要于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保障人民之自由权利，尤莫重于保障人民之身体自由。”故他倡议借鉴英国宪法中的“身体出庭状”制度。 　　其三，提倡移植英关宪政中的违宪审查机制保障宪法的实施。在关国发生过“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开违宪审查制度的先河，同样英国宪法中也有宪法解释与违宪审查等内容的大致规定，对于当时中国“有宪法、无宪政”的流弊，许多学者考察了英关两国有关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甚至还提出建立近代中国的宪法法院之构想。一方面，关注到宪法实施的问题:“宪法本身并无生命，由人民给予，宪法的保障，也是人为赋予。英国没有宪法与普通法的严格区分，无论行政官吏还是一般人民都受到法律同等的保护，关国成文宪法居于至尊地位，最高法院不仅有保障宪法之权，而且有解释宪法以扩大其效用之权。”另一方面，而对近代中国宪法实施困难的问题，学者提倡学习英关，构建宪法法院“当前宪法中最要紧的问题，便是创立一个宪法法院，专事审理法律的违宪，和行政或军事机构违法侵犯宪法保障的人民权利的案件。中国法治的实现，要中国社会不再这样纷扰，必得要一个宪法法院。”由此可见《东方杂志》之“宪政研究专号”这一次对英关宪政文化的关注和译介具有鲜明的特色，在制度改革和机构设置上一些紧随世界宪政潮流的新思想不断涌现。 　　四、两次“宪政研究专号”讨论的历史意义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