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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民初地域政治视野下的“西南”概念 　　民国初年，我国处于军阀政治时期，当时存在着一个被贴上了政治标签的“西南”概念。它不仅具有浓郁的政治内涵，还具备特殊的区域指称，即“西南六省”(川、滇、黔、桂、粤、湘)。本文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作为大区概念的“西南”何时兴起?民初的“西南”，到底是一个政治概念还是地理概念?所谓“西南六省”，似乎弄错了基本的地理方位，为何这一区域认识能够获得广泛认同?本文从民初政治态势与西南区域观的演变角度展开分析，就教于学界同好。 　　一、民初的“西南”：政治概念抑或地理概念? 　　目前针对民国西南政治史研究主要形成两大领域：中国论文网经验丰富一是西南军阀史与西南地方实力派研究，这一领域以西南军阀史研究会展开的相关研究为代表 [1] 43，学术界对西南军阀史研究向来存在两个疑问：第一，就民初军阀政治研究而言，广东、湖南不处于中国的西南地区，所谓“西南军阀”研究，当仅限于川、滇、黔三省的军阀。第二，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不同，它不是一个单一集团，所谓“西南军阀”之说并不成立。从事西南军阀史研究的学者则辩驳道：“西南军阀这个概念，主要不是地理概念，更不是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地区概念，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概念。”[2]1-3“西南军阀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与北洋军阀相对立的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西南军阀不是按地域概念，仅指云南、贵州、四川(即今天中国西南地区)的军阀，应当包括两广、湖南的军阀在内。”[3] 26 　　“西南军阀”确如其说，属于一个“历史概念”，并非出自学界臆造。就笔者视野所及，“西南军阀”这一词汇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即被使用。1928 年，汪精卫已明确使用了“西南军阀”这一词汇。[4]192汪精卫不可能是第一个使用此概念的人，结合社会背景，这一词汇很可能产生于1926 ～ 1928 年间的广州两党党政内部以及社会舆论对军阀政治的反思。然而，关键的问题是在“西南”而非“军阀”，“西南军阀”概念体现了军阀政治的地域性，如果笼统地解释为政治概念而忽略其中的“西南”这一地域指称，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近年的“西南异动”研究，则是民国西南政治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术领域。这一研究领域的学者也谨慎地表示：“1932 ～ 1936 年间的西南，通常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有时，它用来指称广东与广西这两个华南省份，而非云南、贵州、四川等在地理上真正处于中国西南部的省份。”[5] 在军阀政治地域化的背景下，笼统地说“西南”是政治概念而非地理概念是很牵强的，“西南”作为一个方位性的区域表达词汇，民国人士岂能不顾其基本方位而随意乱用，而且还能引起人们的广泛认同?为何当时的“西南”概念不指云、贵、川，反而指向华南省份? 　　学界的上述辨析，不仅没有消弭原有疑问，反而使得民初“西南”概念的内涵更加混淆不清。那么，事实果如学界强调的那样，民国时期涵盖湖南、广东等省的“西南”概念，只是在特定语境、特殊领域内形成的一种政治表达而不具备地理内涵?如果说，“西南”仅仅作为一个“弄错方位”的政治概念存在，两广政界要人长期以“西南”二字表达他们的地域归宿，似乎缺乏能够引起认同的地理基础。事实上，两广要人不只是借用“西南”这一“政治概念”，而且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地理意识。1936 年，时人在考察广西时曾记述：“他们(新桂系军政要人)对西南二字的范围很重视，常根据《唐史》以说明西南二字在中国版图上，不仅是指粤、桂、滇、黔几个省，而是包括着安南、缅甸、暹罗以及其他被外人劫去了的大小属国。广西有志之士对于所谓西南二字的意义，便大有和德意志对于东普鲁士一样的，有着重大的意味和志趣。”[6] 98 可见，对于当时以“西南”相号召的两广政界人士来说，“西南”二字确然是经过他们论证的。从1936 年前后的政治语境来看，“西南”的确是主要指粤、桂二省，但它并不完全是一个只有在政治语境里适用的“政治概念”，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 　　张俊德撰文探讨海南岛与西南地区的国防关系，依照今天的区域观念来看，似乎不着边际：“欲明琼崖与西南之国防，吾人当应明了西南在地理上之范围者如何，盖今指西南乃包括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西康、西藏八省区也。”[7]张氏强调的是“西南在地理上之范围”，如此“西南”不属于“地理概念”又属于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努力建构“西南文化”的陈序经先生，曾经这样评价他的“西南”：“我常常认为，西南是西方文化输入最早的地方，是新文化的策源地[8] 陈氏所云“西南文化”，所谈最多的地域空间却是广东。今天看来，我们感觉陈序经评价的是华南，而不应该是西南。陈先生是否出现了基本的区域认知错误?范云迁则云：“西南区域是极广大的地域，包括两湖、两广、川、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