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docVIP

解说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 　　在20世纪初的史学转型中，“中国通史”的构想及写作是“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方向。作为新史学旗手的梁启超最早完整地提出“中国史”的构想，并为之进行了不懈努力;进入20年代之后，梁启超己淡出言论中心，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中国通史的追求，并在《中国文化史》的框架之卜继续实践其《中国通史》的写作设想。 　　迄今为学界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据笔者所知，专著有赵梅春著《二十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论文方面，代表性的有土家范著《中国通史编撰百年回顾》(《史林》2003年第6期)、陈立柱著《百年来中国通史写作的阶段性发展及其特点概说》(《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但这些研究，多注重阶段性体裁、体例特征以及撰著者史观的变化，专题研究单个学者“中国通史”观的著作尚不多见。而在关于梁启超的研究中，探讨其“新史学”思想、中国文化史观念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以“中国通史”撰著为线索来贯通其史学活动的研究则尚未展开。有鉴于此，笔者特以梁启超的“中国通史”情结为考察对象，撰成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中国史”的命名及架构设计 　　从实际写作形态来看，中国通史发源甚早，但是若从名目上考察，“中国史”或“中国通史”的提法却应该是新史学的产物。晚清时期，西学东渐、国门洞开，中国历史、学术文化及价值体系需被重新评价，以便让处于危泪L关头的中国人获得文化自信力和前进的方向感。“革命”不仅于政治而言成为一种时髦的话语，文化学术领域也不防落后，从诗歌、小说到史学界无不竖立“革命”的大旗。“史界革命”也成为一道重要的文化风景，批判}日史学、倡导新史学成为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新史学旗手的梁启超十分重视“中国史”的写作问题。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史”的概念。在《中国史之命名》一节，梁启超说:“昔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梁启超指出，寻常通称的诸夏、汉人或唐人，“皆朝名也”;“震旦”、“支那”则是外人所称，“非我所自命之名也”。因此，若“以夏、汉、唐等名昔史，则庆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昔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口中国，口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在这样的背景之卜，梁启超最后仍然采用的是“中国史”，依据在于“仍用昔人头所习惯者”，况且“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梁启超在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尤其值得关注:在中国占代，史家言“通”者，大多看重的是知“变”的意义，很少有人对论述的对象如此纠结。 　　梁启超对“中国史”的地势、人种、纪年做了说明。关于人种，梁启超标明苗种、汉种、图伯特种、蒙占种、匈奴种六类，又说“诚不免武断挂漏之，但民族为历史之主脑。势不可以其难于分析而置之不论，故举其在史上最有关系者约而论之云尔”。这中间己经包含有很强烈的民族平等意识了。在纪年中，梁启超主张“以孔子为正文，而以历代帝土年n5，及现在通行西历。分注于其卜”。这显然是一种融通处理占今中西的手法。梁启超所以重视“中国史”的原因则在于“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万仪牡八·卜几。在初步拟定的计划中，梁启超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上世史”，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新史学》，开篇即说“于今口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这就明确指出了其之所以重视史学的基调所在，实际上是要借助史学的推力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中获得自信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才会说“史界革命若不起，则昔国遂不可救”万仪牡九。为了创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必须先明“史学之界说”，而此“史学之界说”有三层含义，即:“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在这份具有旗帜意义的文献里，梁启超把史学追求人类公理的愿望表达得十分透彻。 　　梁启超主张综合叙述中国历史。在《志三代宗教礼学》附录《原拟中国通史目录》中，梁启超拟定的通史目录是:一、政治之部-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阶级篇、政制组织篇上(中央)、政制组织篇卜(地方)、政权运用篇、法律篇、财政篇、军政篇、藩属篇、国际篇、清议及政党篇。二、文化之部-语言文字篇、宗教篇、学术思想篇(上、中、卜)、文学篇(上、中、卜-文、诗、词、曲木、小说)、美术篇(上、中、卜-绘画、书法、雕刻、霖治、陶瓷、建筑)、音乐剧曲篇、图籍篇、教育篇。三、社会及生计之部-家族篇、阶级篇、乡村都会篇、礼俗篇、城郭宫室篇、田制篇、农事篇、物产篇、虞衡篇、工业篇、商业篇、货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