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酒神精神”与“魏晋风度”的共鸣.docVIP

论“酒神精神”与“魏晋风度”的共鸣 　　“酒神精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提出来的概念。尼采在酒神狄俄尼索斯醉的世界中恢复了生命的本真。“酒神精神”的实质是致力于在悲剧的现实世界中发掘出备受压抑的允诺自由。中国魏晋时期士子文人虽与尼采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但是他们在生活方式和人生品味上所展现出来的翩翩风度，在内涵上与“酒神精神”却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一、悲剧性的生命意识 　　尼采受到叔本华的影响，肯定人生的悲剧性质，“酒神精神”的提出，也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与对人生的悲观态度。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陈述了一则古希腊时期的民间传说: 国王弥达斯在森林里苦苦地寻找酒神的伴护---聪明的西勒诺斯，却没有寻到。当他终于落到国王手中时，国王问道:“对人来说，什么是最好最妙的东西?”这位精灵木然呆立，一声不吭。直到最后，在国王的强逼下，他这样回答道: “朝生暮死的可怜虫，无常与忧患的儿子，你为什么强逼我说出你最好是不要听的话呢?世间绝好的东西你是永远得不到的---那就是不要降生，不要存在，成为乌有。但是，对于你次好的是---立刻去死。”这则故事从侧面反映出尼采对对人生明显地持有悲剧性看法。 　　尼采还一反传统观点，提出希腊艺术得以繁荣的原因不是来自于希腊人内心的和谐，而是有感于他们内心的冲突。日神和酒神两种艺术冲动产生的原因是人们看清人生的悲剧性质之后，以艺术为媒介对抗存在的荒谬，为悲剧性的生命寻找意义。 　　同样，魏晋名士们也面对着时代的悲剧命运。魏晋南北朝是处在汉唐高地之间的一段“过渡地带”，战争连绵，兵荒马乱，生命犹如草芥，一场接一场的社会大动乱，一出又一出的社会大悲剧，司马氏与曹魏之争、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及南北朝的大分裂这样的离乱轮番上演。曹操《蒿里行》: “铠甲生虮虱，万姓已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真实地记录了当时惨不忍睹的社会情景。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更迭如走马灯般，伴随着每一次政权更替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杀戮。如司马氏夺权前后杀了曹爽、夏侯玄等一大批士人，导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恐怖局面。嵇康有“人生譬朝露，世变多百罗”、“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的悲叹; 阮籍有“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对酒不能言，凄怆怀酸辛”的苦闷。社会的离乱和政坛的血腥，使魏晋名士们完全看清了人生的悲剧，促进了魏晋文士生命意识的彻底觉醒。然后他们只能选择自觉承担着人生的苦难与冲突，又想方设法对抗这种悲剧的存在。 　　社会极度混乱、政治极度残酷的魏晋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命意识高度觉醒和不可遏止的时代”。魏晋名士通过种种不同寻常的举止来彰显生命的本真，他们饮酒服药，长歌当哭，然而“表面的放浪形骸、醉生梦死和超脱玄远都不能掩饰他们对生死的清醒认识”。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将他们这种行为称为“魏晋风度”。 　　可以看出，“魏晋风度”是由于士人对死亡有着强烈的直观感受而形成的，换句话说，是一种死亡逼出来的风度。 　　所以，不管是尼采的“酒神精神”还是中国古代的“魏晋风度”，都是看到人生的悲剧性质，进而通过各自的方式为悲剧性的生命寻找意义和存在的理由。 　　二、肯定生命和艺术拯救 　　尼采认识到生存是充满苦难的，但并未由此而否定生命的意义，“酒神精神”的提出是基于人生的悲剧性，但并不代表着悲观厌世的人生态度，相反，“酒神精神”的提出，旨在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肯定人生，如何保持一种对待人生悲剧的积极立场。 　　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写到这样一段话: “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尼采主张笑对悲剧性的命运，用艺术来拯救人生，以审美的眼光来看待人生，借助艺术的力量来提升人的生命强力，克服人生的悲剧性。 　　陈鼓应先生在谈到希腊悲剧和尼采时所言甚为精辟: “希腊式的刚毅的悲剧，即意示人生充满着荆棘，短暂而可悲，但能赴以艰辛卓越的精神，来开拓生命之路。人类尽管历经艰难，仍不致沦入悲观的困境，在饱尝人世苦痛之中积健为雄，且持雄奇悲壮的气概，驰聘人生，如此以艺术的心情，征服可惧的事物，陶熔美感，而引人入于高超的意境。”尼采的生命哲学可以概括成---“酒神式”的审美人生，是以正视人生的悲剧为前提，以战胜人生的悲剧为目的，即借助艺术的力量在人生悲剧中超越悲剧本身，达到对人生及世界本体的体验。 　　我国古代的魏晋名士们也是通过对死亡的情感思索而肯定个体生命的本体价值意义，并追求着审美化的生存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魏晋风度”的内核与“酒神精神”的旨归是相同的。 　　清醒的生命意识是魏晋文学的主旋律之一，因为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