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周时代的龙凤文化与轴心突破.docVIP

论东周时代的龙凤文化与轴心突破 　　一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名著《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精神思想史上著名的“轴心时代”(Axial Age)之说。根据此说，伴随着轴心突破，人类第一次具备了深刻的历史与精神意识，将以往神话时代的文明遗产提升到相当的深度。几大文明的先哲，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波斯的琐罗亚斯德，以色列的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希腊的哲人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几乎在中国、印度、西方这些不同地方同时发展出深刻的精神文化突破，神话时代的宁静一去不返，人类的思想认识首次出现了重大的突飞猛进。对于轴心时代之说，也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认为该说不是基于古代哲学宗教基础可信服的比较研究，却得出了一套人类思想的法则。但无论如何，这一思想考察，对于此后的历史、哲学、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可以借助轴心时代为基点，纵向比较突破前后的思想脉络，横向比较各文明精神演进之间的差异，以获取对于自身更恰当的理解。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考察，中国的轴心时代，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伴随着轴心时代的到来，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以孔子作为将“王官学”向民间开放，逐渐产生出“百家言”为标志的东周思想黄金时代，固然是中国轴心时代的重要内容与伟大印记。不过，正如魏尔(Eric Weal)所说，人类历史上重要轴心突破的前夜，一定会有一个准备阶段，原有的秩序发生全面崩溃。王晖先生曾引用魏尔之说，即轴心突破前必然会有一次更早的预备期，原有秩序发生变化，为后来的轴心突破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周人奠定的文化，是东周时代中国思想轴心突破的基础。徐复观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从周初逐渐走向人文的道路。郭沂先生也认为，中国的轴心时代是从殷周之际开始的，到东周时迎来了高潮。笔者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的轴心突破，分为两步完成，西周创造基础，东周孔子以后逐渐完成突破。余英时先生指出，相对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文化的轴心突破，是“最不激烈”的，也是“最为保守”的。中国的殷周之变，周文化并非彻底与殷代断裂，考古学家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就总结道，周代精英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结构的提升，但仍然高度基于商代的传统。商代是中国文化形成的重要祖源。周文化为中国的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这种发展，是不激烈和保守的，是在原有文明结构与秩序中的生长，而非彻底断裂。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看到殷周文化之间的连续性，中国轴心突破前夜准备阶段虽伴随着旧秩序的某种破坏，但更多仍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一直到孔子以来的突破发生，也仍然是在原有古老旧观念的精神结构下，拓展了其精神深度，但并未彻底摧毁原有世界观的演化脉络与历史痕迹的连续性。用马王堆帛书《要》篇中记载孔子所言之语表述便是：“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承认高深的心灵与远古的巫史文化之间具有“同途”的关联。 　　中国的轴心突破，应该以孔子的出现作为正式的标志。尽管《史记·孔子世家》有所谓老子早于孔子，因此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但这一观点应当并不符合史实。孔、老的先后，民国学术多倾向于孔早于老，胡适以老早于孔，则属于特例之说。钱穆先生以老子为庄子之后，即战国晚期人，今所见郭店楚简《老子》甲组抄本年代在公元前400年，虽可证老子不在战国晚期，但也不会早太多。今人学者多以《老子》一书出现于战国早期，既不早于孔子，也不是晚于庄子，应属比较合理的推测。孔子不但在时间上早于老子，而且也是第一位将“王官学”向社会开放，打开通往“百家言”道路的先哲，因此将孔子思想出现定为中国正式进入轴心突破的象征，当为最合适的选择。 　　二 　　在代表中国思想首次进入轴心时代的孔子那里，凤鸟具有重要的象征含义，被寄予了通往“道”的深邃内涵。《论语·微子》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避)之，不得与之言。 　　这位楚地的狂士，也属于对政治与公共生活完全绝望的人物，因此退入其内心世界，以癫狂的方式嘲讽这个陷入秩序瓦解的世界。他唱着歌曲，经过孔子的住处，歌词中将孔子比喻为楚人崇尚的凤鸟。闻一多曾提供了一种论证，表明接舆直接将孔子称作歌词中的凤鸟。《庄子·人间世》引此处作“何如德之衰也”，在汉石经《论语》中，这个“如”字作“而”，“而”字也训为“汝”。因此这里应该读作“何如(汝)德之衰也”，是直接将孔子象征的凤鸟称为“汝”。可知，在楚地的隐逸之士眼中，孔子具有凤鸟之德，因此以凤鸟比喻孔子。 　　既然楚狂接舆将孔子隐喻为崇高的凤鸟，则孔子之德，也是深获这位楚国隐士的肯定与好评。孔安国、皇侃、朱熹都认为，凤凰的特点是遇到圣君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