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信息权保护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_0.docVIP

论个人信息权保护法经济学分析及其限制 　　一、我国当前的个人信息保护路径: 具体人格权中的隐私权 　　目前我国个人信息纠纷的案件集中于一般侵权，而绝大多数的案件审理皆以“隐私权”来审理。如王卫宁诉云南电信昆明分公司隐私权纠纷案，法院认为: “隐私权包括个人的安宁权、个人的信息保密权和个人通讯秘密权。同时，我国宪法也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因此，个人的电话号码应当属于个人隐私的范围。”在王菲案中，法院明确提出: “公民的个人感情生活，包括婚外男女关系问题，均属个人隐私范畴。”在孙伟国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电信服务合同纠纷上诉案中，法院明确提出: “私人信息是隐私权益的主要内容，包括个人的姓名、性别、职业、学历、联系方式、家庭住址、婚姻状况等与个人及其家庭密切相关的信息。”还有在黄某前诉深圳市宝安区某物业发展总公司名誉权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公民的住所属于公民的个人信息，公民的个人信息在本人不愿意公开的情况下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个人的电话号码、个人的感情生活、私人信息、公民住所等都纳入了隐私的范畴。首先，在我国语境中，个人信息一般可以分为敏感个人信息和一般个人信息，敏感个人信息指的就是隐私。由此，张三如果侵犯了李四的敏感个人信息，就会产生一种侵权的“竞合现象”。比如，随意传播个人病历资料，既会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也会侵犯个人信息权。所以，侵害个人信息也往往有可能构成对隐私的侵害。其次，从侵害个人信息的表现形式来看，侵权人多数也采用披露个人信息的方式，从而与隐私权的侵害非常类似。……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经常采取隐私权的保护方法为个人信息的权利人提供救济。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除了以隐私权这一具体人格权为权利路径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外，还有个别判决用一般人格权来保护。在石某某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般人格权纠纷上诉案中，由于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的失误，误将案外人的身份证号码登记在石某某名下，导致石某某的个人信用系统因信息归并错误而产生不良信用记录，法院判定被告向原告进行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法院作出判决的法律依据是，“公民的人格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目前的司法保护现状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我们的时代仍然在不断进步，个人信息的外延在不断扩大，“数字化生存”、“数字化人格”、“信息的碎片化”等概念不断涌现，生动地说明了信息产业的发展和我们生活方式的剧烈改变。个人信息的收集、使用、传播变得越来越容易，个人信息安全已经陷入危险境地。不仅仅包括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信息，还包括与隐私无关的一般性个人信息。如最容易被泄露或者被窃取的，大量都是财产性的个人信息，如银行账号、信用卡号、购物记录、信用记录等信息，这些都无法用传统的隐私权予以保护。其次，隐私权保护模式是一种被动的保护，因为它的根基是人格权。不管是以一般性人格权，还是以隐私权这种具体人格权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都提供的是一种事后救济。而现代个人信息权更多的强调主动保护，强调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强调自由、自决的处理个人信息，这在根本上与隐私权的保护相悖。 　　值得高兴的是，个别法院对个人信息的保护采取了新的路径。在卢润娟案中，法院认为，“中行白云支行在生效判决已认定卢润娟未向其就房屋买卖进行抵押贷款的情况下，仍未向征信服务中心报送卢润娟未贷款的真实信息，从而导致卢润娟在征信服务中心存在和保留不真实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中行白云支行该不作为行为对卢润娟的合法权益已构成侵权。”可以看出，本案法院对公民的个人信用信息采用了独立保护模式，而没有将其置于一般人格权或具体人格权( 隐私权) 之下。或许，这是一个值得其他地方法院借鉴的方法。 　　二、我国个人信息权构建的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国内很多学者都已经提出构造独立的“个人信息权”概念，只不过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在《人格权法》中对个人信息权作出规定，也有的学者主张单独制定一部《个人信息保护法》。这种论争的本质还是对个人信息权的性质和形式保护之争，并没有抓住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核心要素。更值得我们讨论的，是“以人格权为中心调整个人信息的保护，包含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两部分内容的一元模式”还是“保护个人信息精神利益的人格权和保护财产利益的人格利益权共存的二元模式”?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分析手段，尤其是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法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对法律资源的配置有着重大的参考价值，它是一种经济实证的分析方法。在构造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个人信息权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立法的成本和收益问题。法律资源的配置成本和收益主要从三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