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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价值同构 　　道德价值的“关系-实践”的理论形态所表征的从实体思维到关系思维的基本转向，意味着价值思考真正围绕“人是人的根本”展开。这种对价值关系的思维转向，进一步说明了道德实践中的道德行为正在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向“物的依赖关系”，传统的赖以“人伦”及其推延而存在的道德价值关系正在被“人与物”的道德价值关系所解构。个人生活的基本道德价值关系、道德价值核心和道德价值意识对社会道德示范的认同，不仅存在于社会主导的制度化的主流道德价值观念的引导，而且更存在于民间的非制度化的道德价值观念的影响，我们把后者称之为民间道德范式的作用。从道德文化传统上讲，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存在着同一性，但在价值逻辑上两者也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价值的流失、道德教育的缺位和社会道德示范的衰减而造成道德文化危机，需要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价值同构。 　　一、制度化道德范式与民间道德范式的同一性 　　范式是一种深深铭刻在人的精神、植入人的意识深处、渗透人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的无形的东西;是一种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接受的信仰、公认的价值和技术的总和;是一种隐藏在预设或前提之下的、绝对而自明的集体资源。形成和改变一个范式，人类都需要许多的积累。道德范式作为我们共同接受的道德信仰和公认的道德价值，饱含着民族智慧的文化精神，是从历史中形成、获得并不断超越历史羁绊的一种相对独立的形态。它既属于过去而又有着比较具体的客观指向，“己经成为实际的历史实体，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进化过程的道德教育渊源”出，同时还属于现在和未来，是“仍在不断丰富发展的道德文化动态和道德教育趋势”。过去的道德范式，属于传统道德范式，是传统道德文化的一种表征;而既属于过去、还属于现在、更属于将来的道德范式，是历史形成并发展着的道德文化传统，这种道德文化传统深深涵泳着道德范式。 　　就道德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范式而言，按照社会控制程度及其影响力，可分为制度化的道德范式和非制度化的道德范式。制度化的道德范式存在于制度文化之中，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主动创制出来的道德规范体系，主要体现为国家正规的道德教育与传播体制、人才培养与选拔制度、礼仪制度体系等内容，反映了主流社会所主导的道德信仰与信念、道德价值与理想。民间道德范式也称为非制度化道德范式，与制度化道德范式相对应，是指制度化道德范式所蕴含的价值取向和角色期望没有完全内化为组织或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角色期望，但又深深体现了百姓自身生存、生活和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历史地体现在民俗礼仪、民间故事、祭祀拜祖、乡规民约、族规家训等之中，反映为民间百姓普遍的道德信仰、信念、价值和理想，是长时间深深渗透于民间生活、存在于民间的不言自喻的集体道德资源，具有深刻的道德示范认同价值。 　　有学者把贵族阶层、社会上层人士、知识精英所代表的、被制度化的道德文化称为大传统，而把处于社会低层、民间百姓、非制度化的道德文化传统称为小传统，并认为它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中国道德历史文化的发展中，不仅不存在制度化道德文化与非制度化道德文化的二元对立，而且它们之间有着强烈的道德价值同一性和示范认同的渗透性。在中国道德文化传统中，制度化道德范式和民间道德范式具有同一性，血缘本位、情感机制、入世意向是其赖以存在的精神文化生态，家国一体、按伦尽分、齐家治国是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结构生态“伦”既是道德规范，也是社会道德秩序，更是全部的“人文”所在，制度化道德范式和民间道德范式同源于“伦”，同一于儒家思想的理论框架之中。 　　“道德教育始终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道德教育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念，以及这种观念的合理性，只能在一定的文化母体中找到根据。”在中国漫长的道德文化历史中，先秦诸子面对周代的“礼崩乐坏”、政治秩序紊乱，纷纷探索重建国家伦理思想之路，文化秩序开始集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创造的儒家思想，终于在汉代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完成了精英道德思想与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并在之后历朝历代的学校教育和科考选官中，实现了以“四书五经”为教育内容和科考依据的统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释道”融合，更使其血缘伦理不断外推，从而使家庭、社会、国家伦理统一成为最基本的道德信仰、道德信念、道德价值和道德理想。经过国家主导的社会传播和各层面社会精英的日常示范，打破了学校教育在道德价值思想传播中的相对封闭状态，实现了“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思想下潜，最终形成了道德信仰与信念、道德价值与理想的统一性，形成了从思想示范到行为示范的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示范认同。 　　虽然民间道德范式受百姓生存状态、日常生活方式、特定习俗和非正式传播的影响，在道德信仰、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