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王立世诗歌中的日常性诗意表现.docVIP

评王立世诗歌中的日常性诗意表现 　　通的日常生活中取材，所写之人、之物、之感皆有真实的生命体验，给读者呈现出亲切、丰富的画面感。通过诗人的“在场”，去掉了蒙在诗歌上面多余的面纱，将自我的精神状态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以情感的思辨切入人性的深处。当然，诗人在日常生活中追求诗意的同时难免会产生累赘的情感体验，以及因为拘泥于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导致诗美不足的问题。但是能够在平凡甚至平庸的城市生活中寻找到诗意，还能够在诗意中挖掘出深刻的哲理，让智性写作大于感性写作，损失一些诗美并不可惜。 　　一、主体的介入 　　主体的介入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中国传统诗歌中，侧重于言志抒情，强调客体的存在，推崇“无我之境”为诗歌表现的最高境界。在现代诗歌史上，朦胧诗的出现，强调了一种主体性的价值，在诗歌中也多表现为一种隐藏的主体，将自我呈现在诗歌表现的时代语境中，而后朦胧诗又重新强调客体的表现，直到20世纪90 年代，主体性又重新出现在诗歌视野中。而诗人王立世的《夹缝里的阳光》以表现主旨的差异划分为五个部分，无论是物象的选取倾向、感悟式的诗意表达、真切的爱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情怀，还是友人的赠答之情，几乎所有的诗篇都可以看作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和灵魂的拷问，表现出浓郁的主体倾向性。所以，诗歌给诗人提供了一个从自我到真我的表现空间，也使得读者在诗句中体会到与自身非常贴切的情感体验。 　　诗人在《向于坚和韩东致敬》中写道：“狗日的，这世界乱七八糟/ 诗人却不在乎边缘，不在乎卑微/ 甚至不在乎嘲笑和打压/ 秉持自己骨子里的高贵/ 在生活的低处自由抒情”。表现了诗人坚定的写作立场，就是强调自由抒情，就像于坚所强调的“回到生活的在场”一样，主体性的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在生活的低处自由抒情”可以说是诗人诗歌主体价值的一种追求理念和践行标准，也是这部诗集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姿态。具体表现到诗歌中就是诗人以第一人称“我”进行直接的倾诉，使情感的流露更加自如。例如，“我后悔一生的是/ 不能从汗水里/ 晒出更多的盐”(《心迹》)，“今夜，我一个人举起酒杯/ 无所顾忌，痛饮大好年华”(《今夜诗》)，“我的心像秋千/ 怎么摇，也摆脱不了孤单……”(《命运》)等直接表现诗人主体倾向的诗句。另外就是借助于物语隐秘性地表现主体倾向，这相较于直接的情感流露增添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例如，在《门》这首诗中，“你的柴门/ 对我虚掩一生/ 又比那些朱门/ 充满暖意和高贵”，通过“门”这一物象表现了一种人生的选择和主体的价值取向，“柴门”和“朱门”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这里诗人以“柴门”表现了对平民生活的选择，而非高不可攀的“朱门”。针对生存境遇的问题，在《夹缝》这首诗中，诗人说“夹缝，夹缝/ 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夹缝在诗人看来是一种险恶的生存境遇，面对的是如箭的风和像子弹的雨，然而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却是诗人的安身之地，言外之意更多的是无奈和苍凉。在物语中，诗人依然是一种隐性的“在场”，其主体的价值左右着客观物体的情感倾向。 　　二、日常化的诗意表现 　　日常生活是诗人主体生命体验的主要载体。诗人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出发，选取日常性的生活画面和场景, 使得日常生态跃然纸上，增加了读者阅读的画面感,产生了直观朴素的力量。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从取材、语言和表现手法等不同的层面展现出日常生活的诗意。日常化和诗意在诗歌中属于相互抵制的概念，如何从日常取材的诗歌中呈现出诗意是对一个诗人的考验，也是诗歌史上一个比较持久的话题。王立世在日常生活的取材从其篇目设置就可以见得，例如从日常生活中选取人物，在其《爱情篇》中，诗人选取了“妻子”“情人”“玲儿”“L”等具体的生命中可见的人物，还包括以人称“你”“她”指代的人物，在爱情的物语里诗人将生命中真挚的感情付诸诗句，虽然都是生命里出现的人物，但是诗人却将其加以想象，就像“那个黄昏，因你轻柔的爱抚/ 小提琴、双簧管也按捺不住激动/ 从此，我不再是浮萍、柳絮和流浪的蒲公英”，通过这样的表述使得整首诗的诗意脱离了爱情通俗的层面。在《怀乡篇》，诗人写到祖父、外婆、妈妈、父亲、妻子、儿子以及童年的自己等熟识的人物，这些人物在诗人的笔下被赋予最真实的形象，例如在《外婆》中，诗人写道：“亲戚们都说外婆偏心眼/ 有一点好吃的，就锁在红皮木箱/ 等我上门时，才肯拿出来/ 放到我手心，看着我送到嘴里/ 一颗慈爱的心才落地”，在这首诗中，诗人展现了一个慈爱的外婆形象，通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场景作为典型将外婆对诗人的疼爱表现得一览无余，在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极易引起共鸣，产生感动。 　　三、诗歌的精神向度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诗人喜欢停留在日常生活中，回顾、眷恋、展望的多是日常生活场景，并且建构起自己的传统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