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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我们的宪制传统 　　近日读到《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两个“故事”。卷一百四十三记载庆历三年(一○四三)，“枢密副使富弼言 ：臣历观自古帝王理天下，未有不以法制为首务。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宋有天下九十余年，太祖始革五代之弊，创立法度。太宗克绍前烈，纪纲益明。真宗承两朝太平之基，谨守成宪。近年纪纲甚紊，随事变更，两府执守，便为成例……臣今欲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讨寻久来诸司所行可用文字，分门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庶几颓纲稍振，敝法渐除，此守基图救祸乱之本也。上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 　　这段传统的法政语言，可谓非常精彩。二十世纪有个众口铄金的论调，认为中国几千年盛行人治传统。这背后牵扯着现代国人奋力实现法治的转型宏愿。可是，中国政治传统，究竟是人治，还是德治，抑或礼治?是否完全陷入违背法治精神的专制主义?这个重要问题不易笼统回答，至今众说纷纭，也间接影响着人们的实践。 　　按常理，一个政治体要实现内部善治，必要使自身经受得住各种无序性、破坏性力量的冲击和诱惑，努力实现权力的规则化。古今之治乱，均系乎此。上述富弼的言论就是在为天水一朝寻求治理太平的基石。宋立九十余年，避免了五代陵替的前车之覆，然而如何应对渐趋严重的内忧外患?富郑公认为，立法制乃是首务。什么是法制?就是文中多次出现的“纪纲”、“法度”、“成宪”、“典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