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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战国奴隶社会说 ————评张政烺先生古史分期观 王恩田 张政烺先生字苑峰（1912～2005），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考古学家。张先生知识渊博、学贯古今，在史学、文学、哲学等各个领域都有突出建树，是名符其实的国学大师。 张政烺先生于1932年。 张政烺先生的古史分期观与西周封建论和战国封建论等其他各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一系列的不公正的打压迫害。《历史教学》连载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没有刊载完就被迫草草收场。此后其他刊物不发表他的关于古史分期方面的文章，也不准在课堂上、讲义里谈他的古史分期观点，原定由他编写的《古代史》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不再让他编写了。教育革命运动中被作为“白旗”从北大“拔掉”，“调送”给中华书局。甚至从1958年立项的由张政烺先生任主编并为之奋战了近40年的国家重点项目《中国历史文物图谱》也撤换了主编，被迫退出。以至罹患脑疾，抑郁辞世。始终未能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古史分期的观点。这不仅使张政烺先生抱憾终生，也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本文拟根据古文献、考古学、古文字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材料及研究成果，检验战国奴隶社会说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否符合中国国情。 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摩尔根的分期法 张政烺先生的古史分期观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第一，张政烺先生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不仅适用于世界上其他民族，也适用于中国。反对中国国情特殊论。指出“古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世界上任何民族处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和最高阶段一样，就我们现有的材料和认识而论，绝谈不到什么‘特殊性’，更谈不到什么‘早熟性’”。 第二，张先生是第一个真正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的马克思 主义成熟时期的古代社会理论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人。而不是口头上赞成，实际上另搞一套。也不是寻章摘句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贴标签。 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古代社会理论也有一个从无到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关于成文历史以前的社会组织，还几乎没有人知道。经过了50年代毛勒尔等人对农村公社的研究，特别是70年代摩尔根对氏族社会的研究，才基本上弄清楚了原始社会的结构。再加上80年代和90年代科瓦列夫斯基对家族公社的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和对各个时期研究成果的系统总结，终于形成了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代表的成熟的古代社会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成熟时期的理论作为指导，而不能因循守旧仍然使用早期的不成熟的、已经被修正或放弃的理论。诸如氏族是家族的扩大，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全国土地都是国王的家产，全国人民都是国王的奴隶的所谓普遍奴隶制之类的理论。 第三，采用摩尔根的分期法。 恩格斯对于摩尔根的分期法给予很高的评价：“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直到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修改时为止，看来依旧是有效的。” 与恩格斯的看法不同，20世纪40年代“苏维埃的史学家”们宣称：根据有关人类学、考古学和人种学方面的大量新材料，“摩尔根关于原始历史的分期是有重大缺点而显得陈旧过时了”。他们认为应该用原始群、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摩尔根的分期法。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摩尔根的分期法所论述的是“劳动的发展阶段”，即生活资料和工具的生产的发展阶段。而原始群、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属于社会组织，两者性质不同，不容混淆。 另一位号称“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的柴尔德说：“由训练有素的专家采用日益精良的观察技术在田野工作中积累的新资料，已经严重动摇了摩尔根的方案。甚至他对易洛魁人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某些看法，可能也需要一定的修正。因此，在当前去概括摩尔根的（也包括恩格斯的）有关经济、政治或亲族组织进化阶段的论点已经是一种无意义的事了。在细节上，他们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包括“细节上”的全盘否定“摩尔根（也包括恩格斯的）”分期方案和研究成果，证明柴尔德并不配享有“马克思主义的考古学家”的称号。新中国考古专家们“在田野工作中积累的新材料”证明摩尔根（也包括恩格斯的）分期方案基本上是正确的，依然是有效的。例如摩尔根把如蒙昧时代高级阶段以弓箭的发明作为标志，认为这一时期尚不知制陶术，把制陶术作为野蛮时代初级阶段的标志。中国的考古发现证实，发明弓箭的细石器时代确实还不知制陶术。又如恩格斯在讨论野蛮时代中级阶段的科学成就时指出“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冶铁”。青铜时代的夏商周考古大量的事实证明了恩格斯关于青铜不能排挤石器的论断。同时证明张政烺先生认为夏商周时代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