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文化研究之一案《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1期-中国科学院自然.doc

永富独啸庵与汉方中的吐法追求——医学文化研究之一案 廖育群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摘 要 现代医学与传统医学都将催吐作为一种治疗疾病的手段，但适用的范围却有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古代医学中虽然始终是汗、吐、下三法并称，但实际上吐法的使用极为有限。与此不同的是，在与中国传统医学同源异流的近世日本汉方医学中，却出现了若干致力于吐法研究的医家。其研究动机，主要是为了追求“完备的驱邪之法”；并在研究的过程中，贯彻了“亲试实验”之法。永富独啸庵及所著《吐方考》可谓这些医家中的代表。借助这一个案研究，可以了解日本汉方医学中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汉方（かんぼう），疗法，永富独啸庵（ながとみ·どくしょうあん），《吐法考》（とほうこう）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798（2005）01 现代医学使用吐法的目的十分明确，其适用范围也十分有限——尽快排出因种种原因进入胃中的毒物，以免继续被人体吸收而加重中毒症状。古代医家用吐法的目的也是“排毒”，但其适用范围却较现代医学宽泛得多。这是因为在他们眼中，大部分疾病都是由产生于体内的或来自于外部的“邪气”所引起，要将这些“邪气”驱出体外就需有某种通道，而可以选择的通道无非就是汗、吐、下（包括大小便两途），以及刺络放血。致于说面对一个具体患者时，具体应该选择哪条通道，这也很简单：原则是“就近”。即病邪在肌肤及其间隙（腠理）可用汗法；深入内部而偏上（胸膈）宜吐，在胃肠及周边脏器当下；在血脉中则刺络。 就中国传统医学而言，现存最早的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在谈到如何驱赶病邪时有一句极为原则的话——“其高者，因而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一些后世注家认为这个“越”字，就是指吐法而言；并据该书中所言“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 而认为“涌”（吐）需用酸苦之药。爬梳今本《黄帝内经》之后的历代医籍，虽然或可在某几种药物与方剂的主治中、或疗法的理论与经验论说中见到有关吐法的记述，但无论是从治疗“八法”（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的总体格局上看，还是就名列前三位的“攻邪”手段而言，“吐法”的使用与论说均明显为弱。例如在备受尊崇的张仲景《伤寒论》中，也仅是在“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硬，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的时候，提到当用“瓜蒂散”吐之。纵观几千年的中医历史，其间独树一帜强调吐法者，只有“金元四大家” 中的张子和一人而已。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基于对终极真理的追求，他提出疾病都是“邪气”，故治疗之法不外汗吐下三法；如果谈“补”，则只能依靠饮食而不是药物的学术主张。但细观其实，则或可谓其将吐法的概念抽象化，或可说他是回归了“其高者，因而越之”的本意——“如引涎、漉痰、嚏气、追涙，凡上行者，皆吐法也。”[1] 总之，吐法在中国传统医学中虽跻身“攻邪三法”，却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就“攻邪”而论，古今医书中连篇累牍所谈的实际上大多是汗、下两法的使用。但应该说这不仅没有什么不对，而且最终形成吐法使用极为有限之格局，恰恰是“实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与中国传统医学同源异流的日本汉方医学中，在张子和学术思想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于江户时代却出现了一些医家致力于吐法研究与追求的现象。通过上面的介绍不难看出，无论是根据以实证为特征的现代医学，还是中国传统医学的实证结果，吐法的实用价值与适用范围原本就应该是十分有限的。那么，在以注重“亲试实验”而自诩的日本古方派医家中，何以会出现以永富独啸庵及其《吐方考》为代表的一些特别关注吐法的医家与专著？这就是本文欲从文化史角度予以介绍与讨论的话题。 1 江户医学的吐法概况 日本的汉方医学在复古思潮的影响下，于江户时代中期出现了以后藤艮山（1659175517051773年）等为代表的一批医家，他们认为“依据有何病症而决定当用何药”的张仲景《伤寒论》为医学正道，而蔑视大讲阴阳五行、脏腑经脉等中医基础理论的《黄帝内经》、《难经》；否定中国六朝以降，尤其是宋代之后的医学发展。 被后人称之为“古方派”的这些医学人物，虽然在治疗方面都强调“攻邪”而反对“温补”，但使用的方法基本上限于汗、下两法。对于吐法尚未予以理论与实际运用上的关注，对于吐法的专门研究与使用，始于生长在越前（福井县）的奧村良筑(1687～1761年)。他一生“足迹未尝出乡关，其术皆数十年仰思俯求之所独得。”在他40岁时，以瓜蒂、藜芦为吐剂，先亲试，次试于妻子，后广泛应用。但周围之人或惊或笑，疑而不信，致使他“困甚，欲改业者三年”。至60岁时，患者始渐信其术，从而“大行于越之南北”。（[3]，449-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