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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利的贡献 奥地利维也纳出生的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是20世纪卓越的理论物理学家，19岁时就因撰写相对论方面的综述文章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25岁时，为了对原子光谱中的反常塞曼效应做出解释提出了“泡利不相容原理”；1930年，为摆脱放射性β能谱的能量守恒定律面临的危机而提出了著名的“中微子”假说，后被美国物理学家考恩（Cowan Clyde Lorrain，1919～）和莱因斯（Reines Frederick，1918～）在核反应堆中产生的反中微子的稀有俘获而验证。1945年因泡利不相容原理的发现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泡利是物理学领域最后的博学者，他语言犀利，思想缜密，对所有基本问题都具有最深刻的洞察力和最准确的评判力，并毫不妥协地对物理学新思想做出“裁决”；曾被尼尔斯·玻尔誉为“理论物理学界的良知”。 2、1 泡利不相容原理的建立 早在1921年前，泡利就被量子论的发展深深地吸引着；在读研究生时，就对原子光谱中的反常塞曼效应有着浓厚的兴趣。所谓塞曼效应，就是在强磁场的作用下原子、分子和晶体的能级发生变化，发射的光谱线发生分裂的现象。塞曼效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存在于电子的自旋磁矩为零时的情况称为正常塞曼效应；而另一种是电子的自旋磁矩为±1/2时的情况称为反常塞曼效应；反常塞曼效应才是原子谱线分裂的普遍现象，这种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名称反映了人类认知过程中的历史局限性。1924年底，泡利为了正确理解反常塞曼效应，他在分析大量原子能级数据的基础上，仔细研究了碱金属光谱的双重结构，引入“经典不能描述的双重值”概念，写成了一篇题为“原子内的电子群与光谱的复杂结构”的论文，1925年以前，描述电子一般只用三个量子数，泡利的“双重值”实际上就等于要求电子要有第四个量子数。由于泡利当时觉得这篇论文中物理思想的提法太抽象而拿不定主意，就将该文寄给了玻尔，玻尔看后就立即鼓励他投到《物理杂志》，该文于1925年初发表。正是这篇文章提出了泡利不相容原理，为解释门捷列夫（Mendeleev Dvanovich，1834～1907）化学元素的周期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奠定了他日后获得诺贝尔奖的基石。 泡利不相容原理可表述为：全同费米子体系中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粒子同时处于相同的单粒子态。原子核外电子的状态可以用主量子数n、轨道角动量子数l、磁量子数mι和双值量子数ms四个量子数决定。它们取值n=1，2，3，…；l=0，1，2，…，n-1；mι=0，±1，±2，…，±l，。因此，泡利不相容原理也可以表述为：原子内不可能有两个电子具有完全相同的四个量子数。表征电子状态的前三个量子数：主量子数、轨道量子数和磁量子数是人们熟知的。在描述反常塞曼效应现象时，泡利发现必须引入第四量子数（即双值量子数）来分别表示对应的电子两种状态。在泡利发表不相容原理后，荷兰莱顿大学两位年轻人古德斯密特和乌伦贝克（Uhlenbeck George Eugene，1900～1874）觉得，泡利的理论与玻尔的原子模型之间缺乏最起码的联系；他们很自然地想到，前3个量子数对应着电子的3个自由度，那么第四个量子数也应该对应一个自由度，他俩经过讨论和计算后认为，这第四个量子数对应着电子的“自旋”；与地球自转运动类似，电子有种像陀螺运动一样的属性。 泡利不相容原理是以一种不很明显的方式引入了自旋量子数，当古德斯米特和乌伦贝克发表了关于电子自旋的想法后，泡利曾由于这种概念的经典模型和狭义相对论不能相容而对它表示过强烈的不相信；但海森伯发现，电子自旋的想法能解释原子结构理论中的所有困难；紧接着，爱因斯坦和玻尔也积极支持自旋假说。由于这些物理学大师们的青睐，泡利的态度马上有了改变。1926年3月12日，他给玻尔写信时宣告：“现在，对我来说，只有完全投降。”他又给古德斯米特写信说：“我现在相信相对论性考虑是完全正确的，毋庸置疑，现在可以认为精细结构的问题得到了真正满意的解释。”考虑了电子的自旋之后，人们才知道泡利引进的双值量子数对应着电子的两种自旋方式的物理实质。 2、2 对量子力学的贡献 泡利在青年时期受到马赫实证主义思想的很深影响，自称是“反形而上学的后裔”；泡利在关于相对论的论文中曾经提出“计算中只应出现本质上可观察的量”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海森伯的工作中得到了承认、体现和传播；甚至在对整个哥本哈根学派观点的形成中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在海森伯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后称矩阵力学）的文章发表以后，几乎立即出现了玻恩、约尔丹、狄拉克等人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初步奠定了矩阵力学的形式基础。在这一期间，泡利也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1926年6月间，出现了薛定谔关于波动力学的第一篇论文，引起泡利的特别注意，他立即着手证明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的等价性。 同年，海森伯和约尔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