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神迹论证的休谟传统及.docVIP

反驳“神迹”论证的“休谟传统”及其问题 刘金山( 摘要 休谟反驳神迹的论证的“根本困难”是内在主义认识论与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这对组合的相互冲突。“休谟传统”基于内在主义认识论与科学的自然主义的组合而提出了各种反驳神迹的论证，由于这种组合面临着和休谟的组合类似的冲突，所以在此意义上，“休谟传统”没有成功地提出一种比休谟更强的反对神迹的论证。 关键词 内在主义 科学的自然主义 “神迹”论证 休谟传统 “神迹”（miracle）的可能性问题是基督教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在这个问题上，大卫·休谟（David Hume）反驳神迹的论证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指出：“一般地说，对古代历史，特别地说，对圣经历史的全部现代的‘高级批评’都是奠基在休谟所使用的同样的逻辑上。”[Flew 1967, p. 305]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所谓的“休谟所使用的逻辑”即是指休谟在“论神迹”中所表达的论证思路。诚如皮尔士所言，现代英美哲学界关于神迹问题的严肃争论莫不是以休谟的论证为背景的。20世纪至今，休谟反对神迹的论证在英美哲学界进行着持续的讨论，休谟论证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休谟传统”的哲学家们。学界对“休谟传统”的历史地位众说纷纭，在澄清休谟的原始论证的基础上全面检视“休谟传统”的主要论证并指出其问题是必要的。 一 休谟反驳神迹的论证 “论神迹”（《人类理智研究》第十章）是休谟庞大著述中很短的一篇，但正如安东尼·傅禄（Anthony Flew）所说：“‘论神迹’在休谟的有生之年所激起的反对和争论比其他所有作品加在一起还多。”[Geivett and Habermas 1997, p. 45] 不仅如此，休谟离世以后对它的争论一直延续到现在，时至今日，英美学者们对“神迹”问题的讨论仍然以休谟的“论神迹”为基本背景。 在“论神迹”中，休谟构造了一个反驳神迹的经验论证：“衡量证据”原则是经验推理的基本原则，支持神迹发生的证据远远弱于反对神迹发生的证据，因此，根据这个原则，神迹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休谟的上述论证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对此，休谟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提出了“经典批评”。“经典批评”包括“术语批评”和“论证批评”两类，所谓“术语批评”是针对休谟的术语使用提出的批评，包括对“经验”的使用、对“神奇的”（miraculous）和“更神奇的”之区分、对“坚固的”（firm）、“不可更改的”（unalterable）使用、对“验证”（proof）与“概然性”（probability）的区分等；“论证批评”包括对“衡量证据”原则的批评、对因果推理原则的质疑及对见证的标准的检视等。“经典批评”的内容各不相同，但是所指向的问题是集中的：休谟经验主义的形而上学立场，即，要求休谟在稳固的形而上学立场上为自己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提供说明。 哲学史上对休谟形而上学立场有着不同的解读。传统解读是把休谟当作一个怀疑主义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逻辑实证主义是第一个不把休谟当作怀疑主义者而看作经验主义者的学派，实证主义者认为休谟的经验主义是自己的理论来源。诺曼·肯普·斯密斯（Norman Kemp Smith）在发表于1905年的“休谟的自然主义”一文和出版于1941年的《大卫·休谟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了对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斯密斯自然主义解读的直接依据是休谟的“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外理性没有其他任何职能”[Hume 1999, p. 415] 这句著名的论断。斯密斯把这个论断称为休谟的“中心原则”（central principle） [Smith 1941, p. 143]。根据斯密斯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把斯密斯的“中心原则”理解为：理性是认识论的范畴，情感是本体论的范畴，理性与情感之间存在着层次之别，情感是第一层次的、原始的，它为理性提供发生学的起源和形而上学的确定性担保；理性是第二层次的、次生的，它通过解证或概然性推理仅仅能够辅助性的“推动”（prompting）或“引导”（directing）第一层次的情感，而不能直接支配情感。层次之别暗示一个重要原则，二者不可相互进行“越界使用”，第一层次的情感谈不上适用于理性的“矛盾”或“相反”等词汇，第二层次的理性也不可试图反过去论证或质疑情感。斯密斯式自然主义的雄心是为休谟的哲学论证提供一个整体的形而上学解释，这种解释下，休谟的归属于第二层次的理性领域的经验推理能够获得坚固的根基——第一层次的情感。 相较于怀疑主义解读，斯密斯对休谟的自然主义解读更有说服力，本文同样接受斯密斯的解读，而认为休谟是以自然主义为“经典批评”提供形而上学解释的。但是，我们发现，休谟在行文过程中并没有能够坚定地坚持情感和理性不得进行“越界使用”这个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