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应对出口贸易绿色壁垒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完善.doc

宋才发：应对出口贸易绿色壁垒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完善 应对出口贸易绿色壁垒 与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完善 宋才发( （中央民族大学　科研处，北京　100081） 摘要 为应对出口贸易绿色壁垒,我国必须建立和推行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必须构建以法制化、信息化为标志的农业生态发展体系。农业出口产品必须实施绿色营销经营战略，对环境侵权行为必须严格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同时要依法惩治环境犯罪行为。 关键词 出口贸易；绿色壁垒；绿色营销；惩治环境犯罪 一 取代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工业文明，是目前理论界正在探讨的所谓“新文明”。它将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进一步构筑人与自然、人与人更大的和谐社会。人类几千年文明史，曾经是以破坏自然来换取人类人口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只是节奏快慢与规模大小不同而已。尤其是近300多年来的工业文明发展史，对自然的破坏最为彻底也最为无情。人类的科技智慧和社会文明似乎不像是自然系统的一部分，因为它总是与自然相对抗，这种“放纵的自由”绝对是难以维持的。全人类正共同面临着一场新的人口资源危机和一场新的文明转型，如果没有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将会迅速激化，人类就有可能越不过这次文明转型的门槛。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也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如果继续沿着过去的发展模式走下去，我们将难以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同时也带来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峻形势。据统计，近7年来我国耕地减少了1亿亩，不少省份已提前用完2010年的规划用地指标；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到2030年将只有2—3种能够保障供应，其他都需进口；我国万元GDP能耗超过发达国家3—11倍，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已近极限；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导致污染加剧，COD排放总量达1400—1 500万吨，接近排放量最大允许量的两倍；大气中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1900—2000万吨，远远超过大气达标的1200万吨；城市垃圾每年接近1.4亿吨，处理率仅占54.2%，无害处理率更低。除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烟尘、二氧化硫等污染外，机动车和有毒有害化学品污染，城市化学烟雾，外来物种入侵等新环境问题在我国也不断显现[1]。我国的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已形成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态势，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从法律的视角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1）政策定位上的缺陷。1989年我国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时，环境保护让位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最终形成了“发展优先”的政策格局。（2）职责定位上的缺陷。我国《环境保护法》将环保职责定位在政府环保主管部门身上，而没有定位在各级政府身上。（3）缺乏完备的环境权制度。我国《环境保护法》没有设立环境权制度。（4）缺乏公益诉讼制度。由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往往是以提高自身效益而牺牲整体生态效益，为了阻止这类“人祸”现象，政府必须强化管理职能，制定公益诉讼制度。许多环境问题的暴露具有滞后性，政府做出适宜的制度安排是有效管理的主要内容，它应包括长远规划、环保科技政策、资金投入、安置补贴、监督管理、指标制定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政府的主要任务不仅是监督管理生产中破坏环境标准的单位或者个人，而且要积极创造平等的企业竞争环境，通过加大环境基础的投资，发展公共产品，利用各种手段激发企业环保的内在动力。我们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逐步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 必须建立和推行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GDP代表着目前世界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是300多年来诸多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到1953年才初步成型。GDP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观念，它只反映出国民经济收入总量，并不统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也不反映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由于GDP核算体系仍然存在着一些统计上的技术缺陷，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又经过了1968年和1993年两次重大修改。由于世界各国都普遍采用GDP核算体系，把GDP作为核心指标，因而它就成了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了解一个国家一定时期的宏观经济总量，都要看这个国家的GDP(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总量增加的过程，必然是自然资源消耗增加的过程，也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