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拜伦译介及其形象建构.docVIP

梁启超的拜伦译介及其形象建构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中国近代的历史舞台上一直活跃着他忙于救国救民的身影。面对列强瓜分中国之势，面对水深火热之中挣扎的民众，他赤诚的爱国之心让他一直怀着救国的梦想，并不断地探索着救国之道。作为主张通过维新变法实施救国方案而未能达到预期救国目标的失败者，他流亡到当时明治维新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迈上现代工业文明道路的日本，在这块为他提供了分析天下形势、阐说政治观点、宣扬革新思想、重新盘点救国路径的异域土地上，他的救国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国内维新斗争失败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他通过变法改良实施救国的急功近利的梦想，迫使他从长计议救国的策略。他不再把着眼点投放在封建皇帝身上去争取从上而下的制度变革，而是转向民众人心，从“新民”入手，实现从下而上的“迂回包抄”。这就是他苦思冥想为痛苦挣扎救亡图存的中华民族寻找的新的突破口和努力方向。借鉴西方文学获得精神上的新生，实现民众在思想观念上的革新是他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革命的成功中挖掘出的经验与启迪。为此，文学是新民救国的必经之路。“文界革命”就是梁启超基于这样的思考下所提出的选择，他主张文学应以“新民”为目的，以服务于现实需要。他吸纳了古人主张文章是“经国大业”的思想，坚持文章为时为事而作的实用功利目的，把文学统摄到其构筑救国大厦的宏伟政治目标之中，以文学的实用价值和鼓动作用来界定文学的社会地位。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小说文论《译印政治小说序》，接受了西方“小说为国民之魂”的思想，开始意识到小说对国民精神的塑造功用，并因此自觉地译介外国政治小说，尤其强调从包括英国诗歌在内的欧洲文学中吸取养料，“用他那支令人生畏的笔尖”翻译他国文字，使其为我所用，以改造国民思想，增强国民的爱国情感。作为译者，梁启超的政治家与思想家身份决定了他“译意不译词”的译介视域，也即是说，他关注的不是原作的表现形式，而是思想内容。他说：“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为了实现救亡图存、开启民智的宏大政治目标，他在当译之本的选择上会更加偏重作品的思想性。于是，“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兼民族民主自由战士乔治?戈登?拜伦（GeorgeGordon Byron）就是这样进入了他的搜索视野”。身为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的梁启超很快便体察出了拜伦的著名长诗《唐璜》（Don Juan）中的插曲片段《哀希腊》（The Isles ofGreece）在挽救民族危亡之中的潜在的文化资能，并且费尽心机努力挖掘出其独特的借鉴价值，使其几乎成为遭受帝国列强欺压凌辱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斗号角。借助对拜伦这首《哀希腊》诗歌片段的译介，他在中国启蒙救亡的语境中成功地设计出英雄豪侠的拜伦形象，唤醒沉沦中的国人，催其辨清社会现实，勇于担当责任挽救几近危亡的中国。 　　一、《哀希腊》的译介与英雄豪侠拜伦的形象设计 　　在日本的流亡让梁启超发现了政治小说对国民精神的塑造作用，于是他亲做表率，于1902年创作了政治启蒙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部小说对六十年以后未来民族国家的愿景展开了美好想象，探索的内容都是中国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梁启超在小说里借几位假想的虚拟人物的漫游、观感抒发自己的政治思想，中心主旨就是主张中国要想摆脱贫困挨打的落后局面，就必须从思想上更新国民观念，让国民意识到不能再萎靡不振、麻木不仁、心甘情愿做亡国奴，而是要做到自强自新。这实质上就是梁启超所提出新的救国方略――“新民”思想的体现。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具有历史意义地节译了拜伦《唐璜》长诗中的诗中诗《哀希腊》里的一、三两节饱含情感激励色彩、富有政治鼓动力的诗句，嵌入其小说之中，把这首译诗定格在挽救民族危亡和思想启蒙的功能上，凸显自己的政治理念。陈平原和夏晓虹指出，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里借用拜伦的《哀希腊》是用以显露他胸中所怀有的政治抱负，因而他对原诗的艺术形式和审美意蕴无心追求，最终是以“旧瓶装新酒”的表现形式套用中国传统的曲牌对译原诗。有研究者曾经旗帜鲜明地指出，梁启超一生对待翻译的态度就是以翻译为道具，使翻译服务于政治。倘若以此细观梁启超的《哀希腊》翻译，不能不判断为其主要的目的不是出于文学艺术审美的考量，而是出于对诗中反抗民族压迫、抵制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思想内容的看重。这是因为译者并不纯粹是在理想的真空中从事语言符号兑换的语言人，而更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考虑种种社会需求的社会人。所以，译者梁启超的《哀希腊》翻译表现出了强化意识形态、削弱艺术审美观照的“厚此薄彼”的倾向。“自由”在西方“从根本上讲是反抗国家和社会对个人在物质上的束缚和奴役、在精神上的钳制和限制”，它强调的是相对于社会和国家而言的个人属性。而梁启超则以偷梁换柱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