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性命之纪 立天下之中.docVIP

正性命之纪 立天下之中 　　摘 要：“气盛言宜”说发端于孟子“浩然之气”论，滥觞于中唐韩愈各种文体的辞章创作，它是孟子“养气”说，曹丕、梁肃“文气”说的有机统合。“气盛言宜”，高扬了儒家的德性修养，旨在“正性命之纪”；同时，“气盛言宜”凸显了对先秦儒家“道统”的恢复，旨在匡扶君权将崩的时代危难和矫正六朝以来空洞无实的时代文风，从而“立天下之中”。“气盛言宜”的形成，既在儒家经典的不断研习中，又在“行乎仁义”的社会生活实践与创作中。 　　关键词：韩愈 “气盛言宜” “文气说” 道统 　　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通过古文运动他力图恢复先秦儒家之“道统”。“气盛言宜”的提出和运用，是韩愈“文以明道”思想的折射，也是中唐时期社会变革时代文学发展的产物，它同时还杂糅着韩愈独特的人格特性。韩愈“气盛言宜”的理论是儒家博大宽厚之道德精神升腾为胸中的浩然之气，与发于辞章而彰显为跃于纸上的磅礴之势的内外极致综合，其文学所展现出的雄奇的语言、壮阔的气象，成为了中唐文学的靓丽风景和转折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文章的气论韩愈之前就有，但真正用于指导文章创作，首推韩黎昌，古文之气论到韩愈的“气盛言宜”论的形成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气盛言宜”立足于儒家的德性修养，“气盛”与“言宜”之间有着丰富的内涵与意蕴。 　　一、“气盛言宜”理论的渊源及其演进 　　“气盛言宜”根植于中国的古典哲学。艺术是哲学的表现，中国古典艺术的特征决定于中国哲学的特色。中国哲学与其他哲学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一个气化的宇宙。天地氤氲，气化流行，品物衍生，气聚而成物，物散而成气。山河大地，飞禽走兽，天地万物皆秉气而生。这样的一种宇宙观投射于艺术使得艺术显示出了独特的气的韵味。中国古典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同样也受到气的宇宙观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文与气的融合，以及文学评论以文气如何作为文章优劣的评判标准。 　　最早将“气”与“言”结合起来的是孟子。孟子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浩然之气”是对道德修养中油然而生的正气，“知言”，是指辨别各种淫邪之辞的能力，但是“气”与“言”的关系，孟子并未厘清。韩愈说，“道”至孟轲，而不得其传。依黎昌之言，由“道”而来之气亦应随之没落，但事实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单从文学的发展历程来说，古代文气之论从苏醒到产生广泛影响确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演进过程。孟子之后的六朝，文气之说开始自觉。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观点，强调文章的好坏基于作者个人的气质与个性。同时由于“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因此也先天地造成了不同作家文学创造风格的差异。南朝的刘勰，在著作《文心雕龙?风骨篇》中说：“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2}指出了气的不同，文章的意境也不同。与曹丕的观点类似。比刘氏稍后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曰：“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晃。”{3}视文气与风骨为一体。刘勰、颜之推的文气与风格之说是对曹丕文气之说的进一步说明。韩愈的文气说对曹丕则既有继承也有扬弃。与曹丕一样，韩愈重视作家的个性与气质，但是曹丕认为“气之清浊，不可强力而致”，重气的先天禀赋，而韩愈则重气的后天之培养。对韩愈的文气说影响大的是独孤及和梁肃，此二人都是中唐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韩愈与他们有师承的关系。《旧唐书?韩愈传》记载韩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4}。韩愈在《与祠部陆员外书》特别对梁肃文才以及能够辩才识才给予了赞赏，他的“气盛言宜”受梁肃的影响最大。梁肃早年师承独孤及，受到了独孤及的文学的启发，他继承其师“先道德而后文学”的主张，对那些“饰其辞而遗其意”的文章进行了批评，认为：“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此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5}突出文学教化的功能。与独孤及不同的是，梁肃更加重视文学辞章表现，甚至认为辞章表现比道德修养更加重要，认为如果“辞不当则文斯败矣”。韩愈“气盛言宜”在重视道德修养和强调辞章的表达上与其师如出一辙，但就影响而言，韩愈在这方面的影响比其师要广泛得多，究其原因，主要是梁肃在文气说方面重理论方面的建构，而韩愈却在古文运动中极其所能地将“气盛言宜”理论运用于辞章的创作与实践，其鲜明的特征适应了文学革新的形势，切中时文之弊，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二、“气盛言宜”理论的思想意蕴 　　贞元十年，韩愈在《答李翊书》一文中提出了“气盛言宜”的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该段文字成为了“气盛言宜”的一个经典表达。《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亦说：“吞吐骋顿，若千里之驹，而走赤电，鞭疾风，常者山立，怪者霆击，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