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体验馆：害怕死，其实是怕没有真正活过.docVIP

死亡体验馆：害怕死，其实是怕没有真正活过 　　人往往在临终时才开始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人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 如果我们在更清醒的时候开始思考这个话题，会有怎样的答案？ 　　无常之门一打开，艾丽就怕了。她第一次发现，自己如此害怕“永别”。艾丽身后，10个同伴目送她。 　　艾丽开始哭泣，她不敢走进那个象征生死之隔的门。同伴们依旧坐在座位上，没有人起身去安抚她。有人提议，“如果不敢进去，就原路返回吧。” 　　艾丽刚刚被宣判“死亡”，按照死亡体验馆设置的流程，艾丽需要独自通过黑暗的通道，通道尽头是一个传送带，躺上去之后，艾丽会被送入一座模拟焚化炉。焚化炉完全封闭，拱形的LED灯会模拟火焰燃烧，炉内气温也随之升高;五分钟之后，炉门打开，艾丽将随着传送带来到一个形如子宫的纯白通道里，走出通道后，艾丽将迎来“新生”。 　　这是一个名为“醒来”的死亡体验项目。每场体验以12个人为限，约两个半小时。如果艾丽因为害怕“原路返回”了，游戏将直接结束。她则逆向穿过名为“生花”的游戏大厅，直接回到“人间”。 　　“死神面前不能作弊。”艾丽想。虽然是个游戏，但那一刻，她已经完全入戏。 　　无常之门关上，“活着”的同伴在大厅开始就新一轮的游戏题目进行辩论、探讨，类似“杀人”游戏，一轮游戏结束后，又会有一个人被同伴“投死”，送进无常之门。 　　为生者设计的“死亡” 　　从今年4月4日清明节开馆后，位于上海的“醒来”已经“烧”了超过2000名体验者，年龄大多在20至40岁之间。 　　虽然，这和真正的濒死感之间还有巨大的差距，但一个大活人躺在这么具有仪式感的空间里，难免会冒出“人之将死”时，还有哪些留在世上未了的心愿、愧对的人和要珍惜的事，种种感悟。 　　“醒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游戏项目，它意在于通过“生命教育”的方式帮助体验者提前思考如何面对自己和亲人的死亡。 台湾仁德医护专科学校开设的死亡体验课程，学生实际模拟写遗嘱、入棺、封棺、被掩埋等死亡历程。 　　1969年出生的黄卫平是“醒来”的三位联合创始人之一，也是国内最早介入临终关怀项目的公益人士。2008年5月，黄卫平和好友王莹在上海成立公益组织“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致力于为肿瘤末期因脏器衰竭而无法治愈的病人及高龄老人提供临终关怀服务。这些患者的生命一般不超过6个月。至2016年6月，他们累计服务2000多户临终者家庭。 　　见过太多生死，黄卫平常常觉得无力。人往往在临终时才仔细思考关于“生死”的命题，却为时已晚，那时候病人和家属最主要的是面对一连串现实难题，已无暇顾及更多形而上的东西。 　　当病人交给医院，尸体交给殡仪馆，但心理的痛苦交给谁呢？在面临亲人死亡时人的心理强压由谁来疏导？自己又该如何理解死亡？黄卫平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了一个工作准备面试还要准备好久呢。死亡总要面对，我们能不能在死亡还没有发生时先谈谈。”坐在位于上海公益新天地的“醒来”场馆门口，黄卫平说。公益新天地是上海市第一家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保留着民国建筑样式的园区内已经有25家公益组织入驻。 　　2012年9月，黄卫平和另一位创始人丁锐开始为“生命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寻找落地的可能性。他们最先想到的是躺棺材，这是意识里最接近死亡的形式。但实验效果并不理想。“三分之一的人，会很有乐趣地自拍，偶尔热泪盈眶;三分之一则觉得晦气，掉头离开，剩下的人则冷眼旁观。” 　　黄卫平发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愿意探讨死亡这个话题，包括专业领域内的。他们甚至跑了殡葬行业、相关的医疗系统，他们也仍只是专注于服务，解决问题，没有人在心理层面思考死亡的话题。 　　那段时间，黄卫平和丁锐经常跑殡仪馆和火葬场，他们和入殓师成了朋友。也获得上海民政部特批，躺过一次真正的焚烧炉。火葬场的焚烧炉第一次“烧”活人。 　　当一瞬间鼓风机风吹起来的时候，黄卫平感觉到紧张，“就像有个人掐脖子，你快要窒息，脑子里根本想不起什么东西，那个时候你的反应是紧张，甚至不能有思考。” 　　黄卫平后来慢慢理解恐惧这件事。“恐惧不是生理反应，恐惧是思想上的反应。生理反应只有紧张、害怕。” 　　再三实验，黄卫平和丁锐还是卡在了体验游戏的设计上。一直到何一禾加入。 　　何一禾1996年出生，刚满20岁，他在2015年5月份加入到体验馆的团队中，此时距离黄卫平和丁锐提出“生命教育”的想法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何一禾不是一个在社会规范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何一禾的母亲是个瑜伽教练，也是“灵修界”的常客。何一禾很的小时候，就经常被迫参加各种灵修班。初听丁锐说起“死亡体验”这个词，何一禾以为又是一个“有钱人中年危机烧烧钱”的项目，嗤之以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