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docVIP

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 　　一 　　不见陈映真将近五年了。这些日子他住在北京，与外界迹近隔绝，台湾朋友的悬念也只能做到望风怀想而已。 　　每次想到映真，我经常感到他是寂寞的，特别在他60岁以后，他虽然有了自己固定的思想系统，写了一些批判文章（例如评论高行健、龙应台等），连续鼓动左翼文学的复归，但由于政治意念过于强烈，反而处处流露着生硬的意味。而他在离开台湾前夕所显示的落寞和犹疑，更一直留给我难以忘却的印象。 　　那是2006年6月，他要前往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座教授，行前邀我和黄春明、尤弥夫妇在台北福华饭店的咖啡座小聚。那时，由于台海两地的交往已经非常普遍，因此我们便像平日一样只闲谈着彼此间的家常琐事，并没有多少离别的情绪。但是，谈话之间他忽然压抑不住地说：“这些年来，大家都把‘文化大革命’批评得体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文革’是有它庄严的意义的。”我听了，只“哦！哦！”地做了平淡的回应。春明则张着两只眼睛，不作一语。于是这回谈话就变成了他个人的独语，那么寂寞，那么单调。春明知道我对“文革”很有意见，所以在映真去洗手间的时候，问我：“你怎么对他说的话没有意见？”我说：“都是什么时候了，还要辩论这类问题！大头（陈映真）的想法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必辩，争论起来徒伤感情。”我们与映真夫妇的离别，便是在这样的场景中过去了。 陈映真 　　回想起来，陈映真和我，以及一些朋友在年轻的时代都可以算是具有理想的一群。由于彼此都遭遇过不少的战乱，大家都期待着一个公正的、互相关爱的社会到来。也就因为如此，每个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梦想去思考着人类的未来，以至于所怀抱的理想主义便也弥漫着质朴的乌托邦色彩;每读到一本动人的小说，就止不住受到它的激动，把小说人物（如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成自我学习的对象。我们这些人也说不上来是左派还是右派，但痴迷到了某种程度，有时也会像欧洲学者卡尔?波普（K. Popper）自述的年轻时那样，一厢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流行的左派人物――“迷恋于浪漫的无产阶级身份，甚至有好几年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做着铁路工人或木匠的工作。”（引自雅各比《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而当时，在一些可以读到的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著作和报道中，也经常见到这样的风尚。如是，大家便很单纯而诚恳地活在那一个想要献身于社会的时代浪潮中。 　　几十年过去了，整个世界都有了巨大的改变，在几经折磨后，有的人梦醒了，有的人仍然活在自己假想的世界中;到了两个世纪之交，更把人带入一个迷惘的时代。有些人在青少年时期虽然是个坚决的无神论者，近些年却到处奔波，宣扬藏传佛学;有些当年的激进者，如今却成了不折不扣的保皇党。无论如何，他们都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没有遭到流放，成了现实政治体制下的冤鬼。 　　现实变了，人对于未来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长使得心灵的认知有了差异。这就使得朋友间经常会产生难以沟通的难堪，“同学少年多不贱”，就成了这些年的普遍现象。 　　这种困局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有着它的时代性。其中的是非成败也难用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说得清楚。当此之际，也许只有在回忆中重温过去的岁月，在反刍中慢慢地体会其中的滋味。 　　二 　　我和陈映真原不相识，尽管都是台北成功高中的学生。他本名陈永善，外号大头，比我低两级，和后来写武侠小说的古龙同级。我们在不同的大楼上课，没有讲过话，但我对他却有深刻的印象。那时，成功中学的教员大多是属于蒋经国系统，学校的特色是循规蹈矩，陈映真是吉他社的社长，课余之暇常坐在走廊上一边弹着吉他，一边低哼不知是什么调子的歌，半闭着自我陶醉的双眼，一副不大安分的模样。学校的壁报上，他偶尔也发表一些令人捉摸不透的作品。 　　直到1959年我接编《笔汇》杂志，才真正认识陈映真。那时我们都还在大学念书，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寄居永和溪州小学的一位郑老师的单身宿舍，那时我住在邻近的中和，熟识以后便经常骑着单车去找他。两个人盘坐在老旧的榻榻米上聊天，对于他的家庭也就有了较多的了解。 　　他有两个家，一个是他生父的家，一个是他养父、也就是他伯父的家。生父家有八个兄弟姊妹，全家人都深信基督教。养父已经过世，家中只有病弱的养母和年幼的妹妹。两家人都过着清苦的生活。他活动在两个家庭之间，读大学后就在外面寄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读过一些旧俄时代和革命初期的作品，特别是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带给他很大的影响。他最心仪的思想家是克鲁泡特金，原因是高中的一位生物老师不喜欢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学说，而提出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与他有关的种种事情。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传》《面包与自由》《一个反抗者的话》《法国大革命史》便断断续续地给予陈映真很大的启发。而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