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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何以抵达心灵 　　乔叶在《厨师课》里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物性。“以物循性，以性循法，以法循烹”，小说表面上是老厨师跟小徒弟在絮叨食材的物性与烹饪的物尽其用，实际上是对传统式微的工匠精神的致敬和对做人之道的感慨。物有物性，就像人应该有人性一样。那么小说作为作家的一个创造物，它的物性是什么？物性之外，是否还应该有精神性？小说的物质当然是语言文字，不过这只是表层，更深的意思应该是王安忆所说的“铸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它是有形的、软性的、及物的东西，充满弹性和蕴含，它来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又可以与现实世界截然分开，它可以是作家独立创造的主题意象和心灵景象，成为抵达文本象征世界和个体心灵世界的重要切口和通道。 　　光阴似箭，回头盘点和检视2016年我们所刊发的头条小说，发现他们大都运用了凝练丰富的主题意象，并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城市与乡村的问题。这是从小说的叙事空间去切入和归并，折射的是社会转型期的人口迁徙和城乡对流过程中人的各种遭遇和体验。要注意的是除了流动，也还有凝固，如吕新笔下的乡村；除了由乡而城的流向，如葛水平《小包袱》中的农村老太进城、胡学文《天上人间》中的城市农民工，也还有由城而乡的流向，如尹学芸《铁雀子》中的城市女孩对乡村的回归。二是现实性与现代性的问题。这是从小说的叙事时间来看。它涉及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小说的时代背景既有很清晰地指向，也有被有意识地模糊，如吕新《雨下了七八天》、范小青《长平的车站》；它还体现在创作风格上的差异，如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物质叙事与精神叙事，以及叙述形式上的某种探索，如乔叶《厨师课》采取了人物对谈闲聊的方式，邓一光《光明定律》中粤语的运用及文末的注释。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往往是女作家思考现实的一个切口，可以感同身受，也更游刃有余。这些女性大多是普通人，要承受时代的变动、城乡的迁移和新旧的嬗变带给她们的所有幸与不幸。裘山山的《琴声何来》写的是知识女性的精神成长与隐秘伤痛，并涉足女同性恋的领域。吴秋明是一个新城市人，虽然长得不好看，但是学养和品行让她获得优雅和成功，对异性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可是当一直暗恋的校草男人终于注意她、爱上她的时候，她却选择了逃离，并以书信的方式剖明心迹。是她的来处羁绊了她，农村的苦难，童年的创伤，对同村姐姐的爱恋和失去所爱的悲伤。原来这个杂质般的女人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对过去的赎罪，她对男人的暗恋不过是掩盖自己内心的一个保护色。她那悠扬的口琴声如怨如慕，也如泣如诉，告诉我们乡村经历如何深重地笼罩在她的城市生活之中，而一个人的童年阴影又如何深刻影响她未来的情感取向与人生命运。葛水平的《小包袱》写的是传统农村女性，“小包袱”便是旧时代之物，也包裹和凝缩着她所有的身家、记忆和尊严。可是这老人要挎着这小包袱，被儿子接到城里去生活，就像是一棵树被切断了根系移栽，存活的唯一方式便是赋予小包袱根系的意义。所以小包袱的丢失给老人内心造成的冲击和给亲情带来的撕裂可想而知。“小包袱”的深层内涵还在于：老人之于孩子，情感之于物质，乡村之于城市，个体之于时代，也会有“小包袱”的嫌疑和负累吗？尹学芸在《铁雀子》里同时写到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不是去凸显二者之间的差异，而是去求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尹学芸是一种逆向的写作与温暖的回望。乡村并没有被她们抛弃，相反，朝气蓬勃的现代女性因为寻根和情感的因素执意羁留乡村，和乡村留守的传统女性合流，共同彰显出难得的人间情义，如同寻常可见又重情重义的铁雀子，照亮了乡村的阴沉暮色。而这情义和阳光，是可以穿透关于身份、门第、智力、城乡的世俗偏见的。 　　刘庆邦的《留言》也是情义的标签，不过不是乡村的日常，而是矿工在生死关头的真情流露和临终遗言。生活看似平淡，可是隐藏的危险倏忽而至。矿工在被困无望时写下留言，也是有史以来最长情的告白和诀别。峰回路转，矿工终于得救，留言未能交出又被妻子无意发现。留言为他们艰难的生活注入了温情和力量。 　　上述四篇小说都是一种现实层面的叙事，胡学文的《天上人间》则是现实性和现代性的融合。现实故事依然与底层有关，除了农民工讨薪不成采取极端方式这样的桥段，主要的意象是城市打工者姚百万随身携带的地球仪。那是他的奋斗目标和情感寄托，他要赚取足够的费用去国外找儿子。为此他必须扛住雇方所有的打骂、折磨和侮辱。充满现代意味的是雇佣关系的设置，那是封闭空间里两个人之间的施虐与受虐，以及身份角色的逆转，充满了隐喻和荒诞。还有暴发户儿子对父亲的软禁及准备的豪华墓室，金钱和物质并没有让他们靠近，反而更加隔膜孤独。“天上人间”与其是农民工因特殊境遇带来的暂时感受，不如是现代处境下人在物质与心灵之间的巨大反差。 　　范小青《长平的车站》和吕新《雨下了七八天》充满了先锋精神，主要体现在时代氛围的营造上。那是特殊的荒诞的年代，那是过去的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