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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暴零容忍，须有立法保障 　　医院暴力或称医疗暴力，简称医暴，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卫生人员在其工作场所受到辱骂、威胁和攻击，造成对其安全、幸福和健康的明确或含蓄的挑战。包括心理暴力和身体暴力，这里我们只指身体暴力，也即对医护人员进行人身攻击、甚至严重危害医护人员生命健康的暴力侵害行为。 　　近年来，医暴事件频繁发生。《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提到，2014年调研结果显示，59.79%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语言暴力，13.07%的医务人员受到过身体上的伤害。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暴力杀医、伤医等犯罪案件155件。今年的5月7日，广东省人民医院一位退休医生被自己多年前诊治的患者残忍杀害。就在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假期，又有一名儿科医生倒在了患方的屠刀之下。如何有效地遏制医暴，成为一个有些沉重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医暴源于大环境的失序以及 　　不尽如人意的医疗环境 　　医暴的危害，从现实意义上讲，它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危害了医护人员的生命健康权。从深远意义上讲，它摧毁的是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尤其对于医生来说，医暴所导致的不安和恐惧成为他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可能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拒绝为一些患者提供诊疗服务，或提供无法满足患者需要的服务，冷漠对待患者的需求。如此一来，最终损害的是大众的生命健康权。 　　医暴为什么会发生？首先，源于社会大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的失序。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人们信仰的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的匮乏，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互相防备等成为社会的基本常态。在这种大背景下，医患关系从之前的和谐变为紧张似乎也就在所难免了。 　　医院的牟利性服务更是催生了人们的不满。与此同时，患者对医院不切实际的期待往往成为医院不能承受之重。患者一方面对医生缺乏起码的信任和理解，一方面又对医生抱有极高的期望和极大的依赖。在他们的潜意识中，抱定“只能生不能死”的心理，一旦患者病情恶化或死亡，其亲属就会怪罪是医生医治不力，甚至认为是医生误诊误治，由此导致的医患冲突屡有发生。加之有些患者及其亲属修养不够，崇尚以暴力来解决争端，而罔顾法律的规定，对相关医生施加暴力或进行暴力威胁。 　　医暴的发生，从深层次看，也与目前的医疗体制有关。在我国现阶段，医疗资源的层级配置不均衡，基层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病员数量相对不足，大城市的三级医院则是人满为患，名医专家号更是“一号难求”。由此所导致的患者就医之辛苦自不言说。对大医院的医生而言，他们处在嘈杂的环境中，面临高强度的工作，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也难免一时疏忽。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为医暴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医院监管预防不力，缺乏对医暴的防范意识及防范和处理机制，导致遇到医暴事件时只能被动应对，甚至妥协，这就使那些施暴者更加有恃无恐、肆意妄为。 　　美国针对医暴行为的防范对策对我们的启示 　　其实，医暴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有资料显示，德国、泰国等国医护人员遭受身体暴力的年发生率为11%～25%。那么，西方国家是怎么应对医暴的呢？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对医暴的防范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拥有完善的立法与医务人员行为指南，对医暴行为进行专门立法，对医务人员进行行为指导；采取严密的安保措施，使医暴难以有实施的时间和空间；对医务人员进行反暴力教育培训；配备极为专业的就医服务，减少患者的不满。美国的这些对策对我国防范医暴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医暴零容忍”不应该只停留在口头上，更要落实在具体的措施上。医暴从其性质上讲，是一种野蛮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当前现状而言，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专门立法，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防范和处理医暴。 　　目前我国只有一部调整医患关系的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部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调整的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而不包含非事故医疗纠纷和医暴事件。对医院暴力行为的制裁，目前是依照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但是，这不具有针对性，无法全面、系统地调整医患关系，特别是无法化解医患矛盾，不能有效地预防和制止医院暴力。这导致的一个现状是：在发生医暴事件前，医院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在发生医暴后，医院也束手无策，非常被动。 　　为改变这种现状，有些省份已经进行了地方立法，如江西省率先出台了《江西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条例》。要想合理解决医患纠纷，系统、全面地防止和解决医院暴力，应当制定一部全国范围内的《医疗纠纷处理法》。且为保证这部法律的权威性和实施的保障性，应当由立法机关立法，并制定有关的实施条例或细则。 　　这部法律的立法宗旨，须是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禁止医院暴力。在防止医务人员受到患者伤害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