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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行为性：产权主体在财产权利的限度内有权做什么、不做什么、有权阻止别人做什么，是针对产权权能而言的。 每个主体的产权行为包括：保护行为、排他行为、内部管理行为、处置行为等 保护行为与排他行为相关，但不等同。排他行为是阻止别人进入自己的产权领域行动、获利或损害的行为，实现排他是保护行为的一个方面。 内部管理行为是产权主体对其产权对象所采取的独立行为 处置行为包括交易或让渡行为（入股、买卖、出租、承包、合作等）、破坏与滥用行为。 材料： 非洲的津巴布韦于1975年开始实施《公园和野生动物法案》，80年代又实施了《遗产行动》和《公共地区本土资源管理计划》， 津巴布韦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一种新的产权制度——让村子对所在一定地区的拥有所有权，即村民拥有权力对来到其地界观看大象的游客进行收费，并且还可以向捕杀大象的猎人收费——即创建集体产权制度。 案例分析：非洲大象的产权制度 结果： 20世纪70年代，津巴布韦的大象数量约为三万到四万头，80年代末为五万头，到了90年代末是六万到七万之间； 而同期非洲大象（公共产权制度下或私有产权制度下）从1980年的120万头减少到十年后的60万头。 目前津巴布韦政府允许每年捕猎六万到七万图大象中的二百头；而同期肯尼亚被认为在80年代就损失了百分之八十的大象，单单1989年每天被非法偷猎者捕杀的大象就有17头——非洲所有大象的数量由于偷猎而减少了一半。 津巴布韦挣扎在贫困线上的村庄已经能够用他们赚来的钱修建学校和医疗站；而同一时期非洲的整体生活水平、教育医疗状况却一直停滞，甚至有局部地区陷入饥荒、战乱的困境而不能自拔。 结果分析：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必须明确大象这种产权客体的交易技术结构及其相应的不同产权制度下所可能发生的交易成本。 （1）大象首先是一种较倾向于野生的动物资源，这决定了其需要较大的生存地带以进行必要的生活繁殖——活动空间较大意味着人们保护、监督成本很大（非个人所能独自承担或需大量雇佣劳力进行），必要的繁殖意味着人们在捕杀与饲养的行为决策间存在取舍比较； （2）其次大象的象牙具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相对大象在旅游观光方面产生的短期经济效益而言。因此，大象这种产权客体存在资产可分性较强、但资产属性的度量保护监管难、捕杀的短期经济收益很高等特性，所以这些特性所决定的交易技术结构必然是私有产权和公共产权下的交易成本较高——监督成本过高和保护方面的有效激励不足，而集体产权下的交易成本较低——激励机制较完善、经济绩效较理想。 类型 制度结构 行为特征 经济绩效 政府 所有 属全民所有产权，公共财产问题严重 村民不能直接拥有和掌握相对应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村民缺乏激励去保护大象和打击偷猎者 部分村民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先下手为强——自行偷猎而不会互相监督以约束“邻居”的偷猎行为 具有保护大象的规模效应，但缺乏对村民的有效激励，且战线过长，导致保护乏力 由于偷猎行为得不到有效抑制，整体的大象数量下降 村民 共有 属集体产权，存在一定的公共财产问题 村民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关系 村民集体拥有相对应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 村民拥有充分的激励去保护所在土地的大象和打击偷猎者 村民会投入资源去有效饲养大象 村民之间会互相监督和约束，防止“内盗”现象 大象数量上升 具有保护大象的适度规模效应 偷猎大象的行为得到有效打击和防范，同时村民的短视行为（内盗）的动机得到抑制 私人 所有 属私人产权，不存在公共财产问题 村民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资源去保护自己的大象 其他村民缺乏激励去协助保护他人私有的大象 大象数量下降 缺乏保护大象的规模效应 偷猎大象的行动成本较小从而得不到有效抑制 案例：同一产权制度的不同绩效 以山区林地的开发为例进行阐释，以期从农户层次上来考察我国山地产权制度安排的行为意义及其经济绩效，从而说明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将对资源环境造成怎样的损伤。 不过，我们的兴趣在于，同样是家庭承包制的制度安排，当决策层将其引入非耕地领域，特别是山区林地时，本来期望它能促进农户对山地的开发和更有效地利用，但结果却出人意料，这一改革的初衷不仅没有预期实现，相反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严重的乱砍滥伐现象。这一悖论，被有人形象地描述为“双向积极性” 。 材料： 贵州省从1979年底就开始了大面积推行家庭承包制。在农业种植方面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缓解了始终不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但在山地开发方面则诱发了农民的破坏积极性，创造了农村改革后毁林开荒的“奇迹”。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亩，1981年50.60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措施，但毁林仍达30.56万亩。从而成为继1958年“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十年浩劫”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