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殡葬教育的定位问题-尉迟淦.docVIP

台灣殯葬教育的定位問題 尉遲淦 輔英科技大學人文與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華殯葬教育學會理事長 前言 對一般人而言，我們現在還在談論殯葬教育的定位問題似乎有點奇怪。他們之 所以會覺得奇怪，是因為在他們的印象當中殯葬教育不是已經行之有年了嗎？對於行之有年的事情，我們通常是不會再去討論定位的問題。因此，當我們現在提出這樣的問題出來，一般人會覺得奇怪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提出這樣的問題？對我們而言，我們之所以在這個階段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過去我們從來就沒有人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們這麼說的意思並不是說過去的人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而是說過去的人雖然對於這個問題曾經有過一些看法，但是卻沒有人自覺地討論過這個問題。對他們而言，這個問題是一個不辯自明的問題。 這麼說來，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似乎已經達成高度共識。可是，為什麼我們還會產生問題呢？如果他們曾經自覺地討論過，那麼我們任意地提出這樣的問題就不對了。但是，如果他們根本就不曾對於這樣的問題做過反省，那麼這樣的認定當然就有問題。 問題是，不管他們的認定到底有沒有經過自覺地討論，更重要的是，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認定？就我們的了解，他們根據的理由就是西方的標準。對他們而言，他們認為我們之所以要聽從的理由主要不在於西方，而在於西方所代表的真理性。倘若我們沒有服從，那就表示我們是非理性的。所以，為了表示我們是有理性的，我們只能接受這樣的答案。 可是，答案是否真的只能這樣？如果殯葬教育是一般的科學教育，那麼這樣的教育的確沒有東西方之分。我們唯一能夠做的事就是完全承認這樣教育的普遍性。但是，殯葬教育是屬於這種形態的教育嗎？如果殯葬教育不像科學教育那樣，那麼我們就不能用這樣的看法，而只能尋找其他的答案。 根據我們的了解，殯葬教育雖然面對的都是人，但是這樣的人並非都是一樣的。相反地，這樣的人是會隨著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成為不同的存在。所以，殯葬教育就要針對這樣的需求加以滿足。如果殯葬教育不能針對這些不同的需求加以滿足，那麼這樣的殯葬教育就不是一個合適的殯葬教育。 經由上述的反省，我們清楚知道殯葬教育是針對不同需求的人給予不同滿足的教育。既然如此，那麼我們在討論殯葬教育時就不能單純地以西方的殯葬教育為師。相反地，我們必須從我們自己的需求出發，重新尋找屬於我們自己的殯葬教育。對我們而言，就是基於這樣的考量，我們才會在這個時刻提出台灣殯葬教育定位的問題。 台灣殯葬教育的現況與問題 如果台灣殯葬教育確實需要重新探討有關定位的問題，那麼我們要如何開始這 樣的探討？對我們而言，最好的作法就是從台灣殯葬教育發展的過程來看。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從這個問題的探討開始呢？倘若我們對於台灣殯葬教育現況不了解的話，那麼就沒有辦法掌握台灣殯葬教育應有的方向。同樣地，如果我們不了解台灣殯葬教育問題的話，那麼就不會了解為什麼到現在我們還要重新探討有關定位的問題。 那麼，台灣殯葬教育的現況為何呢？根據我們的了解，台灣有殯葬教育的時間並沒有很久。在正式殯葬教育出現之前，殯葬教育是以家庭與社會共同教育的潛在教育面貌出現的。但是，由於這種教育基本上只是一種傳承過去既有經驗的教育，所以只能傳承既有的內容而沒有辦法因應時代的變遷。因此，為了滿足時代變遷的要求，使得傳統殯葬教育不得不從潛在教育的階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 不過，這種正式教育階段的開始也沒有太久。之所以沒有很久，是因為這樣的教育覺醒需要時代條件的配合。例如生活水準的提升，死亡禁忌的突破。在這兩個時代條件的配合下，台灣的殯葬教育進入覺醒的階段。 就第一個時代條件而言，台灣生活水準的提升是在1981年以後的事情。在此之前，我們對於台灣的殯葬服務不敢有太多的要求。不過，當國寶北海福座在1994年從日本引進現代化精緻的殯葬服務後就完全改觀。由此可見，生活水準的提升對於社會大眾的殯葬要求是有很大作用的。 就第二個時代條件而言，台灣人自從1982年受到癌症成為死因第一名的洗禮以後，開始不得不面對死亡。尤其1993年傅偉勳出版「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一書，加上台灣大學的楊國樞跟著在通識教育中開設生死學相關課程，更讓台灣的死亡禁忌得到了相當大的突破。 經過上述兩個時代條件的說明，我們知道台灣殯葬教育是在1993年以後才從潛在教育的階段進入正式教育的階段。不過，這種正式教育階段進入的時間正確來說應該是在1999年。在這一年中，南華管理學院（即今南華大學）正式開設了殯葬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