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九歌)的性质.docVIP

论《九歌》的性质 摘要：《九歌》是屈原受楚地巫风影响而作的一组以祭祀为主题的乐歌，它可能并非作于一时，而因主题相同编纂成一集。它歌咏的祭祀的诸神当取于楚地民间，这些神灵的形象形成、演变可能受到民族迁徙、交往的影响，但经过屈原加工、再创造又有了自我特色，这是诗人对楚地诸神的赞歌，也寄托着诗人自己的情怀。 关键词：《河伯》河神祭祀融合 《九歌》是屈原作品中极为奇特的一组诗歌。自东汉王逸以来，人们对其性质、主题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探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逸、朱熹等主张“托之讽谏”的寄兴说；王夫之等主张”民间祭歌”说；而闻一多等主张“楚郊祀歌”说；徐志啸等主张“祭春神”说；另外，还有“人神恋爱”一说。各种说法为《九歌》思想的解读以及抒情艺术的探究提供了多条道路，也丰富了这部作品本身的内涵。 由于时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已无法准确探知当时的真实情况，但从文本出发，可以肯定的是，《九歌》是楚国祭祀用的乐神之歌，祭祀“娱神”是其主旨。洪兴祖《楚辞补注》在注引《九歌》目录下有句“一本自《东皇太一》至《国殇》上皆有东皇太一字”，“祀”即祭祀，可能他当初见到过题为“祀东皇太一”、“祀湘君”、“祀河伯”等之类的《楚辞·九歌》版本。而《九歌》集而成章，必首先以“祭祀”之用为依据，至于所祭何神，或各篇作于何时，倒可退而言之。 另外《九歌》不仅是祭歌，而且是带有浓厚巫风色彩的祭歌。《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东汉王逸距离屈原写作《九歌》时代不远，且世居荆楚旧地南郢宜城，对沅湘一带旧俗有深刻了解。他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写道：“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佛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王逸交待了沅湘之间民间盛行的巫祭之风以及屈原借用民间祭祀歌曲形式而作《九歌》的情况，而《九歌》是否作于屈原放逐之后，是否是“托之以讽谏”，历来颇有争论，暂且置而不论。但从《九歌》文本出发，以及考虑到屈原的出身、修养，其作《九歌》受生活中极为盛行的风气影响，而施展自己才华，或偶有寄怀，亦当为平常之事。 要想解读文本的性质，首要前提自然是立足文本。《河伯》一章是《九歌》中颇有争议的一个代表，对于此章是否是祭祀黄河之神历来争论不休。“河伯”的神话在古书中多有记载： （1）《庄子·秋水》：“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2）《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 （3）《楚辞·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 （4）《山海经·海内北经》：“综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 （5）《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6）《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于阳涂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唯河宗氏，天子沉璧礼焉。” （7）《清泠传》：“冯夷，华阴潼乡堤首里人也。服八石，得道为水仙，是为水仙。” （8）《抱朴子·释鬼篇》：“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 （9）《鱼龙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水死，化为河伯。” （10）《博物志》：“昔夏禹观河，见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岂河伯也？’冯夷得道成仙化为河伯，道岂同哉？” 在这些传说中，“冯夷”、“冰夷”多是“河伯”的别称，为多数人所承认。而从（6）到（10）的记载是后世道家人士修改的成仙故事，是道教神仙系统中的有机组成。（5）是描写部落战争的，但（4）同是《山海经》，则显得不同，它们极有可能属于两个不同的传说，是古代各部落神话传说在演变过程中融合流变的结果。 总而观之，“河伯”之称在战国以前并未见于文献，此前虽有大河祭祀，但只称为河神。《左传·哀公六年》记载：“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睢、漳，楚之望也。福祸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可是当时所要祭祀的是“河”，而非“河伯”。当然，春秋时期，黄河不在楚之望内，不敢祭祀，而根据可见于顾观光《七国地理考》，《山海经·楚地总论》：“《史记》苏秦曰：‘楚，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秦策》：‘楚包九夷’”；程恩泽《国策地名考》：“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汉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张氏琦曰：陈为楚都，岂容不数？又减越减鲁，分宋之沛。自今河南陈州、汝宁二府，光州、信阳；陕西之汉中、兴安；山东之泰安、兖州；两湖、两江，浙、闽、两广，皆有楚地。”战国时，楚国领土已北达黄河流域南侧，但这只说明楚国有祭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