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中期作业.docVIP

三、春秋决狱的影响 董仲舒所倡导“春秋决狱”的利弊不可否认,“春秋决狱”在当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一方面,引经决狱是汉代儒生实现其公平正义之社会理想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春秋决狱”也弥补了制定法的滞后和不足,在当时法律、法规都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依据儒家经义使得案件得以妥善处理。此外,“春秋决狱”也为当时已经甚为酷烈的司法实践注入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刑峻法的弊端。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春秋决狱”这种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缺陷。首先,因为儒家的经典并非法律,它不具有法律条文的规范性和确定性,其简约的文字和深奥的含义常使人作出不同的解释,而且司法官也不可能完全通晓儒家经典。其次,董仲舒在引经决狱中确立的“原心定罪”的原则,即使对封建的法制而言,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尤其是该原则运用到极端之后,“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就必然给不法之吏舞文弄法、上下齐手提供条件,从而带来司法的随意性,容易导致“罪同而论异”的严重后果。 这正是“所欲活,则附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的司法腐败现象。再次,在引经决狱的过程中,用封建正统的世界观任意改变法律的规定,以致引经破律,从而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正义开了门户。另外,“春秋决狱”使儒家思想中许多消极因素得以扩张,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董仲舒能够依据儒家经义提出“春秋决狱”的断狱方式,确实难能可贵,这种司法实践的产生具有敦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是汉儒“通经并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儒家经义向法家律学渗透的必然结果。它对人类最重要的价值便是一改先秦儒法两家对立的局面,使两者自然地融合起来,从而构成了中华法系一大特征。 四、“春秋决狱”对后世的影响 历史地看，“春秋决狱”对传统法律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积极的一面，因强调“论心定罪”，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传统刑罚株连的范围。同时，消除单纯依照法律办事的弊端，实现司法公平与正义。消极的一面，也因强调“论心定罪”，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为酷吏任意刑罚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春秋决狱”的积极影响 1．法律适用科学化；春秋决狱阐述了儒家的定罪量刑标准——“本其事而原其志”。即从客观事实出发，推究行为人的动机、目的、故意与过失等主管方面。春秋决狱作为当时历史条件下新出现的一种司法裁判制度。相对于当时以法家为指导思想的只依据客观事实断案的制定法而言，是合乎社会进步要求的。它纠正了当时仅以客观事实为断案依据的制定法的僵化、呆板以及违背人的本性或本意的做法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正如何勤华教授所言：“引经决狱为当时已经甚为厉酷的司法实践注入一股慎刑、德治和教化的活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于严刑峻法的局面。” 2．“春秋决狱”——“判例法”的回归；武权臣教授认为，董仲舒所提倡的“春秋决狱”与其说是用儒家法律思想改造当时的司法活动，毋宁说是在恢复一种古已有之的审判方法“判例法”。也就是说，《春秋》决狱的出现，解决了汉代成文法典一时还难以建立起体现儒家思想特点的法律体系的情况下司法实践面临的法律道德冲突或法无明文规定的问题，为官吏以礼代法，以经释律，遵循先辈的判例提供了依据。董仲舒的引经决狱活动，更是赋予汉代的判例法以全新的时代特征。 3．息讼、和解，促进社会和谐；注重调解、调处，强调息讼、和息纷争，纠正了封建法律中有乖人情之处。“和谐”是中国社会的悠久而珍贵的思想传统和价值追求，这对传统社会司法诉讼、解决纷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春秋决狱制度对于缓和社会矛盾，降低社会成本，消除滥讼现象，达到社会的整体和谐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二）“春秋决狱”的消极影响 1．首先，春秋决狱将行为者的动机意图放在绝对起决定性的地位，只要其动机不符合儒家经典理论，就要加以重罚；而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为罪的情况，则任意加以比附经义。这在司法实践中极其有害，统治者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情趣和好恶定罪量刑，往往导致相同的犯罪而判决相差很远，从而使得法律的公平、公正的目标难以实现，法律的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 2．其次，春秋决狱削弱了法律的威严。春秋决狱的特点就在于可以根据统治者自己的需要任意解释，而在司法审判中，实际上并没有客观严格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的判断取决于各级官吏的主观意志。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使得司法官员经常以自己的个人好恶任意定罪，扩大了法律的随意性和任意性，背离了法律的公正性、正义性的要求，使本来就不稳定的法律进一步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为法律虚无主义开了门户。部分司法官员为满足自己的一己之私，故意曲解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