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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胡适在中基会内的人际网络 　　摘 要：中基会是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产物，负责庚款的保管与分配。胡适长期担任中基会董事，与会中许多董事私交甚笃。相同的“学缘”与“业缘”促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中基会内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是消除分歧、凝聚人心的关键，是应对冲突、化解危机的主力。通过对胡适这一“圈子”的研究，或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出中基会组织活动的原貌，并丈量出胡适人际交往的广度与深度。 　　关键词：胡适；中基会；朋友；“圈子” 　　中图分类号：K825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共有两次，第一次退还造就了清华，第二次退还诞生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中基会是负责保管与分配庚款的机构，其最高权力机构是由15人组成的董事会（中方10人，美方5人）。中方董事中有很多是胡适的老同学、老朋友，在胡加入中基会之前便熟识，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胡适加入中基会后，凭借他在文教界的巨大影响力与其自身特有的“磁性人格”，[1]198这些老同学、老朋友迅速在其周围团结起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人际网络，这个网络我们姑且称之为“圈子”。这个“圈子”囊括了会中很多重要人物，可谓是中基会的“影子”。而且既然有“圈子”，就难免有“圈内”与“圈外”之分，圈子内外不时也会有争执与敌意泛起。胡适作为这个“圈子”的核心，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这个“圈子”，使其得以保存并发挥作用。 　　一、何处是“圈子” 　　1927年6月29日，在中基会第三次年会上胡适正式当选为董事，这是中基会成立以来首次改选中方董事。[2]次年六月，第四次董事年会在天津举行，由于当时北方局势相当混乱，丁文江出于安全考虑，建议胡适在没有相当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不要北来与会。[3]462虽然各方都甚为期盼胡适能够出席这次会议，为此还将会期一再推迟，但胡适最终也没参加这次年会。[3]484在这次年会上，胡适被缺席选为名誉秘书，[4]7这是一个无俸给职，其主要职责是做好会议组织、会议记录与年度会务报告工作，[2]要求具备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与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而胡适正好符合这些条件，正可谓“人得其位，位得其人”。名誉秘书这个“有利地形”，加上胡适已经具有的绵密的人际关系，一个相对稳定的“圈子”在中基会内初见雏形。为便于分析，下面就先以表格的形式将“圈内”代表人物的概况“呈现”出来（见第2页表）。① 　　虽属同一阵营，但“圈内”人物也是“形态各异”，而且胡适与他们保持着不同的个人私谊，从而形成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层次感。 　　在这个“圈子”里，数蔡元培的资格最老。蔡是晚清科举进士，曾供职于翰林院，但具有传统功名的他颇能与时俱进，毅然投身革命洪流。胡适与蔡元培自1917年在北大结识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天各一方，其间整整20年，交往从未断绝。在北大共事时，胡适积极协助蔡元培处理校务，曾担任教务长一职，与蒋梦麟一同成为蔡的左膀右臂。[5]25在中基会第三次年会上，蔡元培与胡适同时当选为董事。[2]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改组中基会，蔡被推举为董事长，同时还担任着中研院院长、国府委员等要职，对中基会的领导不免显得有些空洞，但其领导才能与人格魅力却得到会中董事的一致认可。胡适将蔡元培视为前辈与学界领袖，对蔡崇敬有加却并不亲近于他，这或许与两人在人生阅历、思想气质上存在很大差异有关。自始至终，胡蔡之交如涓涓溪流，温和、清澈，从未中断也从未激烈过，在这个“圈子”里，蔡只是名义上的精神领袖。 　　蒋梦麟与任鸿隽都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中蒋还是杜威的弟子，与胡适是名副其实的师兄弟。胡与蒋几乎同时回国，所不同的是，蒋获得了博士学位，而胡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却要等到十年以后。[6]109蒋梦麟回国后供职于商务印书馆，曾借机向商务经理张元济推荐胡适担任编译工作。[7]298蒋是胡的老上级，但其领导却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之上的。两人私交颇好，胡适对于蒋梦麟也是有忙必帮。1930年蒋梦麟辞去教长后不久即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正准备由上海搬回北平，在得知政府这一任命后，立即意识到这次搬回北平又逃不了北大的事了。[8]132任鸿隽与胡适同在美求学时即相识并保持通信。胡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和白话诗，而任却不赞成使用白话，曾与胡反复置辩。[9]85胡在归国前夕作诗赠予任鸿隽，认为其文学兴趣多是由任鸿隽等几个朋友引起的。[10]20胡适与任鸿隽的女友陈衡哲也很熟识，胡曾以“我们三个朋友”为题作诗赠任、陈，[10]81后来他们的婚礼就是请胡作赞礼主持的。[11]221任鸿隽在中基会内长期任职，是这个“圈子”的“顶梁柱”。 　　胡适结识丁文江（字在君）、徐新六是由于陶孟和的介绍，陶、丁、徐都曾留学英国。五四时期，陶在北大任教，与胡在《新青年》杂志社共事，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