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的影响.docVIP

《春秋》大义对宋代纪传史体的影响 　　摘要：《春秋》大义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重要议题，也是宋代史家修史的思想指导。宋儒所言的“正名”、“尊王”、“攘夷”及“正统”等《春秋》大义在体例和体裁两方面对宋代纪传史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春秋》大义；纪传史体；体例；体裁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7）01-0010-04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所蕴含的思想旨趣被称为“《春秋》大义”。宋代是《春秋》学与史学并为显学的时代。宋儒相率极言《春秋》大义，宋代史家以《春秋》大义为修史的思想指导也蔚为风气。因此，宋代纪传史体在体例和体裁两个方面都深受《春秋》大义影响。 　　一、宋人对《春秋》大义的认识 　　《春秋》大义即是《春秋》历史叙事中所体现的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和社会伦理标准，儒家等级礼法观念以“尊尊”、“亲亲”为至高原则。从这种原则出发，《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出四方面的“大义”，即“正名”、“尊王”、“攘夷”、“正统”四个方面。宋儒对这四个方面的内容都极为重视，进行了大量阐发。 　　第一，“正名”思想。孔子是儒家等级礼法思想的奠基者。他把“正名”看成是礼乐秩序的基础。具体来说，就是认为“正名”与刑罚之政密切相关：“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①孔子之所以著《春秋》，就是希望通过历史记述对礼乐崩坏之事正名，揭示违反礼法等级秩序的事件中的应有名分。举例言之，周代的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春秋时的吴、楚都未臣服于周的统治，其国君自称为王，但《春秋》从周代礼法等级秩序出发，认为吴、楚是蛮夷之国而称其国君为“子”；齐国国君自称为“公”而僭越了周王给予的封号，《春秋》于是称之为“侯”；宋国虽弱，但因为是殷商之后、中原正统，故《春秋》以“公”称宋。这些记述虽与史实相去甚远，却正是《春秋》矫正礼乐崩坏的正名之举。 　　欧阳修是宋代推崇《春秋》“正名”之旨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正名”是为政之始，是达到政治完备的必要前提，说：“正名立制，言顺事成，然后因名迹以考实，而其文章事物粲然无不备矣，……孔子言‘为政必也正名’，孟子言‘为政必始经界’，岂虚言哉？”[1]欧阳修还进一步认为孔子著《春秋》就是要通过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名来达到明辨善恶是非的目的，他说：“孔子何为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此《春秋》之所以作也。”[1] 　　第二，“尊王”之旨。春秋时，周天子的权威已名存实亡，但《春秋》仍根据礼法等级秩序推崇其至尊地位。《春秋》鲁僖公二十八年记曰：“天王狩于河阳”，而实际的情形是晋文公于这一年举行践土之盟，并在盟会上传见了周天子。《谷梁传》释《春秋》曰：“全天王之行也。为若将守（狩）而遇诸侯之朝也。为天王讳也。”《史记?晋世家》也称：“孔子读史记至文公，曰：‘诸侯无召王’。‘王狩河阳’者，《春秋》讳之也。”从礼法角度而言，诸侯召见天子是对天子尊严的极大践踏，所以《春秋》才以“狩于河阳”来掩盖天子受诸侯之召赴会的耻辱。 　　宋代《春秋》学特重“尊王”之义。北宋初年，泰山先生孙复大力提倡《春秋》尊王之义。孙复身居国子监直讲之职，关心现实政治，对北宋政权完成天下一统抱有期望和激励之心，因此作《春秋尊王发微》，专门阐述《春秋》之尊王大义。宋儒普遍认同孙复所言《春秋》尊王之义。北宋经史大家欧阳修曾作《春秋论》和《春秋或问》，同样把尊王看成是《春秋》大旨，并且自立新说，从尊王角度重新解?《春秋》所记史事。胡安国是南宋《春秋》学的代表人物，也特重阐发《春秋》尊王之义，既从礼法思想角度倡言尊王，又从政治角度鼓吹王者独尊与君主专制。 　　第三，“攘夷”之义。《公羊传》较早指出《春秋》“攘夷”之义。“成公十五年”论称：“《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孔子注重礼乐制度，故据此认为诸夏优于夷狄。“攘夷”成为《春秋》笔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例如，从中原礼乐文化角度而言，吴、楚处在文化边缘地带，因此《春秋》无视吴、楚国君以王自称的史实，而称其为“子”或“人”。 　　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在集中阐发尊王之义的同时也不忘攘夷之义，强调《春秋》贬斥夷狄、反对少数民族侵扰中原的宗旨。一方面，二程认同《春秋》经传“进于夷狄则夷狄之”的观点。程颐解释《春秋》桓公二年“滕子来朝”之语，称：“滕本侯爵，后服属于楚，故降称子，夷狄之也。”[2]另一方面，二程言理，斥责礼法沦丧、混乱失序，而将“夷狄”作为这种状态的代称和表征。所谓“后世人理全废，小失则入于夷狄，大失则入于禽兽”②之类的说法不仅把礼法等级秩序视为“人理”，也把夷狄看成是人理荒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