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虞欧褚薛四家楷书.doc

試論虞歐褚薛四家楷書 陳欽忠 　　唐初的統治者在重新統一全國，開創封建時代新局面的時候，思想文化領域也隨之而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並流露出不可一世的自信心。正如在文學藝術的其他領域中一樣，書法也自隋朝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南北分歧的現象，發皇業已佔盡優勢的南朝書風。然而，由於時代審美思想的轉變，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方書風，已經不是從超逸灑脫的意態中自由的流露，而是通過一種端麗峻整的法度來表現了。梁巘：《承晉齋積聞錄》云：「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扁、狹均各還體態，率得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圓，褚得其風趣。」頗能精要地指出諸家風格的特徵，同時也一語道出其峻整一律的特點，是因為書寫於碑上界格使然。此外，此時書家的經學思想政治家身分，對其取則典重也起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以此認知為基礎，再來探討初唐四大家的書法，當能得到較為真確的理解。請分別論列之。 　　 虞世南 初唐四家受命學王而出之以持重，其中虞世南最得二王新體筆法，成為初唐 新書風的代表。 　　阮元《南北書派論》曾說初唐四家中，歐、褚、薛屬於北派，虞屬南派，此種分法前人已指陳其謬，但是阮元從藝術風格上區別出虞世南是四家之中風格最新的事實，卻是十分有見地的。劉熙載《藝概》也曾發表過意見：「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筯意。」以隸篆方圓風格之異，別虞為南派，其屬意世南為山陰嫡系之意至明。然而欲以世南出於篆來提高其地位，似乎又太過了些。實則世南所習無非是章草以來的南帖系統，尚不至於攀附到遠古的篆書上頭，這從他的書論《筆髓論》中只有〈釋真〉而無〈釋篆〉，且於〈敘體〉一章明言「秦書八體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魏、王之流，皆造意精微」可知。而他所舉張芝、索靖以下各家，皆無章草巨手，實因章草為藝術書法之濫觴，自漢至西晉，即為士人所習用而不替，晉室南渡後，始經二王父子改革而成嶄新書派，並反餽於北方碑書上，導致北朝末期碑版越趨秀整，歷隋入唐，其勢益加明顯之故。緣於虞世南比起歐、褚二人更加地把這種新筆法與新結體用到考書碑刻的方格裡去，所以我們認為把他當作唐初新書風的代表，是比較恰當的。 　　虞世南是由陳入唐的老書家，在陳、隋時代都做過官，但由於剛直，仕途並不得意，及遇太宗才獲重用。太宗曾稱他「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歷任員外散騎郎，弘文館學士、秘書監等職，卒年八十一，賜葬昭陵，贈禮部尚書。由於是朝廷重臣，有不少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書法風格。歐陽詢《集古錄》云： 　　　虞世南所書千字文，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耳。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 　　　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 指出虞世南書碑的矜慎，不如他信手拈來的作品為佳，此即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往往得有佳作是也。正因為起初無意於佳，書寫時心理不受拘礙，反而易於神融筆暢，紙墨相發，其於藝術之表現，也就更勝於書丹上石時的勉強造作了。然則，此種矜持的風貌，正式出唐碑版的共同特徵。 　　溯自漢魏以來，朝廷立碑，史不絕書，然初期只為留下紀錄，彰顯事蹟，而非誇耀書法，故於書者之名分，書丹之美惡乃至刻工之良窳，皆鮮少措意。這種情況，隨著魏晉時期書法脫離政治宗教的附庸，而成為純藝術的觀賞對象之後有了變化。此時書家以尺牘書法之美爭勝，蔚為風氣，惜因立碑之禁，未遑於碑版中表現。及至入唐，隨著碑刻的復興，書家自書齋中走出時，再度為朝廷寫碑而忙碌。但這一次卻以書家身分高低為旨要，書法的優美與否居次，而文章如何幾於無關痛癢焉。啟功先生曾云：「唐世初以官重，後世則以書家名大重，再後則以墨拓時旱及碑毀佚重。」可謂知言。故初唐書家所以名重書林，莫不與他們身兼要職有關。既然書丹於碑上的工作由這些名臣承擔，那麼在要求書法美觀的前提下，必須出之以矜持莊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而四家之中，虞世南獨以韻藉沉粹取勝。李後主云：「虞世南得右軍之美韻」，莫雲卿亦云：「虞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外柔內剛，修媚自喜。」尤以不外曜鋒芒而內涵筋骨，深得宋高宗勑撰《宣和書譜》的讚賞： 　　　議者必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皴也。虞則內含剛柔， 　　　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 此說本張懷瓘《書斷》語，《宣和書譜》因之，說明了官方立場對此儒家審美眼光的贊同。所謂「君子藏器」的儒家人格理想，正好與初唐審美觀相孚應。而虞世南的人品與書風的特質，也是唐太宗所特表欣賞的。《書林紀事˙卷二》記載太宗以世南為師，常難於戈法，一旦寫「戩」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筆填之，以示魏徵，魏徵說「惟戈法逼真」，太宗深為嘆服。又太宗論書名篇〈指意〉亦多採摭虞世南論書語，可見太宗對他如何愛賞。相傳他還曾為太宗書寫屏風，想必當時在宮中的墨跡不少，可